黨的文獻對於黨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這些文獻，記載了黨在各個曆史時期提出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解釋了它們的由來和根據，闡發了它們的理論基礎和精神實質，分析了它們在實踐中付諸實施和接受檢驗的過程和結果，一句話，反映了黨領導中國人民奮鬥創造的曆史。
近十多年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和它的工作機構中央文獻研究室係統地出版了黨在各個曆史時期的文件集和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著作集，對於黨史研究是極大的推動。
最近出版的《萬裏文選》，收集了萬裏同誌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九四年五十年間的一百一十多篇文章、講話和談話，主要的部分，對於研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曆史有重要意義的部分，是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四年這二十年間的講話和談話。其中最重要的，我認為有三組，就是關於鐵道整頓的一組，關於包產到戶和農村改革的一組，關於市場經濟和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一組。
一 全麵整頓中的鐵道整頓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誌主持的全麵整頓，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是有獨特的意義的一件事情，因為這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黨的領導層中試圖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後果進行某種程度的糾正的一次重大的努力，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撥亂反正和諸多改革的一次試驗和預演。
鐵道整頓作為全麵整頓的重要一環，是在小平同誌主持下，由當時的鐵道部長萬裏同誌負責進行的。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對國民經濟的破壞，在鐵路運輸方麵表現得最為嚴重，全麵整頓也以鐵道的整頓最為緊要和見效最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開卷第二篇《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是在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指示》的當天，圍繞這個指示來展開論述的。小平同誌這篇講話和《萬裏文選》中一九七五年的四篇講話，反映了當年鐵道整頓的那股氣勢，那種魄力，那番業績。真是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針對當時受到“四人幫”支持的造反派猖獗一時的破壞性活動，萬裏同誌向全國鐵道係統的各級領導班子講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不是“麵向基層，麵向群眾，麵向生產”，而是“麵向保官”，“不敢同派性作鬥爭，不敢捅‘馬蜂窩’，不敢摸‘老虎屁股’。”他說：“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的時候就宣誓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到底，以至準備犧牲自己。當無產階級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你不出頭，不帶頭，怕將來再低頭，這是黨性不純的表現。”他要求大家堅決執行中央決定，限期實行整頓。果然，有了中央的正確決定，有了廣大幹部的奮鬥和廣大群眾的擁護，不出幾個月，就使當時生產下降、事故驚人、紀律鬆弛、堵塞嚴重的鐵道，初步做到了“安全正點，暢通無阻”。
可惜不久，以維護“文化大革命”為目的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起來，“批鄧聯萬”，包括鐵道整頓在內的各方麵整頓都被看作“右傾翻案”活動而受到批判和鬥爭。於是，鐵道係統的形勢又一次惡轉。後來講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首先就是從鐵道堵塞，煤炭和原材料運量大減，致使許多工廠瀕臨停產這種情況來說的。
這樣的“反擊”，完全不得人心。聽說，當時鐵道係統有些職工刷了大幅標語：“火車正點萬裏行。”這標語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批鄧聯萬”的不滿和對小平同誌主持整頓的擁護。
一九九一年小平同誌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說“的確是人才難得”，“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頓，用了幾個人才，就把幾個方麵的工作整頓得很有成效，局麵就大不一樣了”。這裏講的幾個人才中，就包括整頓鐵道很有成效的萬裏同誌在內吧。
二 農村改革的艱難起步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萬裏同誌於一九七七年六月被派到安徽當省委第一書記。小平同誌多次說過，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改革又是從安徽、四川等省開始的。萬裏同誌在安徽，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傾聽農民群眾的呼聲，總結農民群眾的創造，克服重重思想障礙，逐步推開了以“包產到戶”為簡稱的農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中國農村改革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
收入《萬裏文選》的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期間的談話，幾乎都是講農村改革的。
自從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以後，“包產到戶”一類的責任製，曾經三起三落。每次興起，都是農民群眾和農村基層幹部自發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領導方麵認為這類做法違反合作化的方向而加以製止的結果。
第一次，是八大一次會議前後。在研究如何整頓和鞏固匆促之間普遍建立的高級合作社的過程中，就提出了包工包產責任製的一些設想，浙江等地的報刊還發表過讚揚包產到戶是好辦法的文章。但是，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以後，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搞兩條道路的大辯論，把“包產到戶”的創造，當作“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路線錯誤”，給打下去了。
第二次，是人民公社化以後不久。從鄭州會議開始，中央著手整頓人民公社，糾正當時覺察到的某些“左”的錯誤。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了“包產到戶”一類的主張和做法。但是，廬山會議以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起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央連續發出文件，批評“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上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這些努力又被打下去了。
第三次，是在一九六一年中央提出調整方針以後不久。由於重新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這時“包產到戶”、“責任田”一類做法又起，又在近兩年的時間內有了大規模的發展。盡管對此議論甚多，安徽省先是大力推行後來又作過決議加以製止，但是，農民群眾和許多幹部十分堅持。中央許多領導人，包括劉少奇、陳雲、鄧子恢，都傾向於予以積極的考慮。一九六二年七月，小平同誌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和接見團中央幹部的時候，都講到農村廣大地區出現包產到戶的新情況，他認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他聲明，這些都是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中央準備開會研究。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會議和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這種主張又被當作“單幹風”批判，已經遍及全國五分之一以上地區的這項改革，又給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