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估量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特別是建國以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是當前的一個熱點。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不僅關係到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近五十年曆史的一個重大方麵，而且關係到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近五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所經曆和參與創造的曆史，他們的歡欣和痛苦，他們的施展和蹉跎，他們的追求和迷惘，他們同人民一起進行的奮鬥和犧牲，他們為民族、為人民作出的貢獻。
曆史的基本方麵，是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民族振興事業的認同，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的認同。
曆史又深含矛盾，多經曲折。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成功和正確，也有嚴重的失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尖銳地指出：“要堅決掃除長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上的正確和錯誤，相互消長，又相互交織。
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我們提出了一個論斷：“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所作的《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及一九五一年所作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一脈相承，是建國以後代表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的三篇曆史文獻。”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已經成為許多研究者的共識。
（二）周恩來的第一篇講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九日應北京大學校長和一些教授聯名邀請所作的、成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動員報告的講話。它的特點，不在理論和政策上的創新，而在周恩來以知識分子一員的身份，向廣大高等學校教師和學生現身說法，展現出來的人格魅力。金嶽霖晚年寫回憶，記述了他對周恩來這次講話的感受：“周總理在這個報告中講的是立場問題。先講民族立場，從革命的要求來說，光民族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進入人民立場。從徹底的革命說，人民立場仍不夠，要進入工人階級立場。他說他犯過錯誤，他的錯誤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馬路上。他的報告可能有兩個鍾頭。對聽眾說，這個報告是一個突出的經驗。聽眾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著思想改造運動，或稱洗澡運動，就展開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
（三）周恩來的第二篇講話，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它的特點，則是適應新的形勢發展，實現了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理論和政策上的創新。
包含兩個方麵的適應：
一個方麵是適應國家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急切需要，適應世界正處在新的工業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前夜的迫人形勢。過去，黨主要是從革命的需要，從敵我友的階級力量配置，來談知識分子政策；而到一九五六年，周恩來代表中央要求全黨，著重從建設的角度，從實現現代化和迅速改變科學文化落後狀態的角度，從趕上世界、趕上時代的角度，來認識和思考知識分子問題。
另一個方麵是適應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深刻變化。過去，黨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總是作兩重分析：從經濟地位上，承認凡受雇於國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機關、企業、學校等等，以取得工資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知識分子，稱為職員，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政治思想狀態上，則認為知識分子由於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屬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這兩重分析中，過去主要是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考慮問題，所以主要是著重第二重分析。而政治鬥爭，過去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屬於革命動力的組成部分，不發生把他們視為革命對象的問題。進入社會主義，情況就不同了，如果不把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兩重分析的矛盾解決好，就可能出現把知識分子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的情況。這是很危險的。所以在一九五六年這個曆史轉折的年份，這個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並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份，周恩來代表中央，以我國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和政治上、思想上“知識界的麵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兩點為根據，把過去的兩重分析統一起來，宣布他們“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這個結論，是周恩來親筆加寫到報告中去的。它至關重要，是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問題理論和政策上的一個全新的結論，成為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的理論基礎。
（四）然而，關於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理論問題當時沒有透徹解決。就在同年九月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的報告中，又恢複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傳統提法，雖然強調的是必須運用這些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前些年，我曾問胡喬木，為什麼八大報告沒有重申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報告的新結論?喬木也記不大清楚，但他記得，知識分子會議時已有不同意見，會後《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裏就沒有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我查了中央政治局於這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通過的這個指示，果然如此。不過指示中還是明確宣布“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同周恩來報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報告一方麵確認了“我國知識分子的麵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另一方麵又恢複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提法，沒有重申“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或“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的提法。這裏麵就包含著矛盾。而到一九五七年以後，知識分子被一般地歸入資產階級的範圍，並且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這是反右派運動、“拔白旗”運動以後，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錯誤的發展，在理論上的反映和總結。
（五）周恩來的第三篇講話，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它的特點，用現在的術語，就是撥亂反正，用當時的術語，就是糾正幾年來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偏向。在這裏我想稍微多說一點這次講話前後的情況。
一九六一年我國進入調整時期，在科學教育文化工作領域，調整，首先的和共同的，是糾正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偏向。表現在中央的決策和文件上，先是在《科學十四條》、聶榮臻關於《科學十四條》給中央的報告和根據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兩個文件時的意見而起草的中央批語(七月十九日發出)中；接著是在《高教六十條》和中央關於《高教六十條》的指示(九月十五日發出)中，以及正在醞釀的《文藝十條》中。但是這些文件都還沒有觸及那個根本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問題。與此同時製訂的工業“七十條”倒是觸及了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國營工業企業中的技術人員和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說明這個條例草案的時候，分析了技術人員狀況的變化，指出：“過去每一次運動，有不少的企業總是把這些人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叫做舊人員。《條例》上也講到這個問題，不能籠統說舊的技術人員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不能說我們培養出來的青年技術人員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薄一波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96頁。但是，這個文件隻管國營工業企業，沒有涉及科學教育文化機構中的廣大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