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複出，重新擔任他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的時候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這是他“三落三起”的傳奇人生中第三次升起。由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逐漸過渡到鄧小平時代的中國。
一
鄧的升起，是不是意味著“非毛”？這個問題在國際上、在國人中，一時成為議論的一個中心。
“非毛”，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語言。但是，這個問題的提出，也有它的道理。毛與鄧有很深的關係，而這關係又有很複雜的方麵。固然，鄧的“一落”是因為被教條主義目為“毛派”，鄧的出任總書記是毛提的名，這是他“一起”的頂峰，可是，鄧的“二落”卻是因為毛發動了批“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鄧的“二起”，是毛的戰略安排，在周恩來病重的情況下，毛重新起用鄧來主持各方麵工作的整頓，對鄧曾寄予厚望，可是，鄧的“三落”又是因為毛對鄧的整頓能否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喪失信心，因而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並在一九七六年四月提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批鄧撤鄧時的毛澤東，已然是一個老邁而孤獨的、被“四人幫”包圍、對實際情況和群眾情緒全不了解的重病之人。
毛另外指定了接班人。但是，對於接班能否順利，毛並沒有信心。據說，毛在逝世前不久向人說：一個台灣問題，一個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隻有天曉得。
毛逝世不到一個月，毛指定的接班人領導了不費一槍一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鬥爭。這是一場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衷心擁護的、為改變中國命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的偉大鬥爭。粉碎“四人幫”不久，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要表明新的領導繼承毛澤東遺誌、高舉毛澤東旗幟的決心，並且用毛澤東批評“四人幫”的那些指示來論證粉碎和揭批“四人幫”的正當性和正統性。但在“兩個凡是”的框架內，揭批“四人幫”受到很大的局限，毛的錯誤不能觸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問題，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都不能合乎民心地順理成章地解決。而隻有這些問題得到解決，才能為改變中國命運準備好充分的條件。
鄧的第三次升起，對“兩個凡是”的框架實際上是打開了一個大缺口。但是，此時對毛澤東批鄧指示的是非仍然存而不論。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而勝利結束。結束“文化大革命”，深得黨心民心，但結束而稱之為“勝利”，結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結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最重要發展，這說明，十一大仍然在維護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許多問題，也不是不想解決，但仍把它限定在毛澤東說過的“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框架之內。
這樣的路線，不能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曆史需要，不能引導中國共產黨曆史的偉大轉折，造成了粉碎“四人幫”後兩年“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
二
曆史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隨著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深入，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取代了毛澤東二十年來一直強調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中央文件宣布撤銷，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接著，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頭號人物劉少奇得到平反。中共中央還著手起草文件，準備提交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和通過，對建國以來的黨的重大曆史是非做出係統的清理。所有這些都不能不觸及毛澤東晚年的重大錯誤。
在這種情況下，認為中國在“非毛”的聲浪甚囂塵上。以至於意大利名記者法拉奇在她對鄧小平的長篇訪談中，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許多尖銳問題，集中起來就是：中國是不是在“非毛”？
鄧對法拉奇的問題，沒有回避，沒有躲閃，而是坦率地作了回答。
鄧在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同黨內同誌先後談了十來次話。作為起草決議指針的這些談話，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所解決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的問題。
鄧深知，不糾正毛晚年的錯誤，中國就不能從現實困境和曆史陰影中擺脫出來大踏步前進。對“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再也不能懸置或者含糊了，必須把它作為從理論到實踐的長時期的全局性的錯誤而加以否定。對這以前的重大錯誤（在曆史決議中追溯到一九五七年以後十年中的反右派、大躍進和反右傾，在以後的中央文件中還追溯到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和批鄧子恢右傾）也必須明確地做出結論，不然就不能分清曆史的重大是非和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由來。這錯誤，用文件的語言來說，就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用形象的語言來說，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錯誤，好比橋身，一九五七年後的十年中的錯誤，則是岸上與橋身相連的引橋。引橋還在岸上，還不在河上，但岸上的引橋，卻是引向河上的大橋橋身的鋪墊。
鄧又深知，糾正毛晚年錯誤固然是中國前進所必需，但這種糾正如果失去了分寸，如果傷害到毛澤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曆史地位，如果否認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經驗正確總結的指導意義，那就會根本違背中國革命曆史的真實，根本違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意誌、感情、理性和良知。正是因為要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因為這種糾正搞得不好可能會動搖人們對中國革命的科學信念，才尖銳地提出了維護毛澤東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的問題，才使這個問題成為曆史決議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這不是在“兩個凡是”的基礎上，不是在回避甚至維護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基礎上，來解決這個問題，在那樣的基礎上是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這是在新的基礎上，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在分清重大曆史是非的基礎上，即在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基礎上來科學地解決這個問題。
三
在長期的狂熱的個人崇拜形成的令人窒息的沉重氣氛下，挺身而出，敢於正視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敢於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鮮明地表現出了鄧小平大無畏的政治勇氣和政治膽略。這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在糾正個人崇拜和毛澤東晚年錯誤有可能引申開去動搖、否定整個中國革命曆史的形勢下，挺身而出，敢於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敢於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同樣鮮明地表現出了鄧小平大無畏的政治勇氣和政治膽略。
這兩個方麵的結合，即糾正和繼承的結合，構成了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獨特的超越。
糾正，指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這屬於政治運動和政策選擇的具體錯誤這個層麵，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這個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也屬於社會主義探索走入歧途的重大錯誤這個層麵。繼承，指繼承毛澤東革命遺產，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人民民主的國家政權，它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它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基本成就，它的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奮鬥目標，還包括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奮鬥精神，即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這些都屬於另一個層麵：根本製度、根本方向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