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龔老師您好。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有研究，您強調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時候，還要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您能否解釋一下當代化與民族化的具體含義？這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什麼重要意義？
龔育之：把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和民族化結合起來，這不能算是哪個人的創見，恐怕是理論界的共見，不過有些研究者更加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更加明確地把它提了出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和基本經驗課題組”的同誌們都讚成這個意見，我也讚成這個意見。
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當前時代的發展、同當前時代的特征結合起來。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各自國家的情況、同各自國家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在中國，就是同中國情況、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就是中國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與民族化，實際上就是說，要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環境中，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
二十年代蘇聯給列寧主義下定義，出現過兩種意見，一種強調俄國性，一種強調時代性，展開了一場爭論。斯大林強調時代性，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比較起來，斯大林的概括，眼界更高、更開闊，單提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把列寧主義的意義給限製了。列寧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現了帝國主義，出現了世界戰爭，出現了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都是馬克思的時代還沒有的。列寧看到了世界的變化，看到這個變化下馬克思主義應有的發展，因此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產物。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同俄國條件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沒有這一條，也沒有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在解決那個時代下俄國革命麵臨的一係列基本問題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對列寧主義的定義，應該既看到時代的變化，又看到同俄國情況、俄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應該把這兩點都突出出來。
一九三八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誌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曆史意義的事情，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馬克思主義曆史上的第一次。能不能夠、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當然，那時提中國化，強調了民族性、地域性，沒有特別強調時代性。因為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戰爭和革命的時代，主題還沒有變化：我們中國正處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戰爭之中，全球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如果從東方的角度來看，把中國抗日戰爭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那麼也可以說：我們那時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烈火之中）。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當我們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的時候，情況不同了，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和平，一個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或者說，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講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單講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是不夠的。十四大報告評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時說：“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講了當代化和民族化兩個方麵。“時代特征”這幾個字寫上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實際”前麵加個“當代”也非常重要。這個包含了兩個方麵的提法，成了規範的提法，已經寫進十五大和十六大黨章。
記者：這個曆史敘述很有意思。請再詳細講講我們黨是在什麼樣的曆史背景下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
龔育之：我們知道，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次會議，改組了黨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開始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實際上的領導地位，為中國革命從失敗轉向勝利準備了條件。但是，這個領導地位的確立，隻是開始，到完成還要有一個過程。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會議以後才逐步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轉變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這條路線又受到從共產國際回國的王明從右的方麵的幹擾。直到一九三八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克服這個幹擾，才完全地確立了毛澤東和他所代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的領導地位。這件事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就是由毛澤東來做的。在這個報告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那一節裏，毛澤東鮮明地提出：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928頁。
這樣一段話，鮮明潑辣，一針見血，實際上就是對著王明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而發的。
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上，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由來已久。從中國共產黨成立起，實際上就開始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這個進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和它的許多代表人物，最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最主要代表著作就是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以及六屆六中全會上的這篇《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但是這個進程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正確傾向發展的同時，還存在和發展著另外一種傾向，就是不了解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情況、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不了解必須依靠群眾獨立自主地找出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正確路線和政策，而是脫離中國實際照搬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詞句當作教條，盲目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決議和外國指示。這後一種傾向一再給中國革命造成挫折，危害最長最嚴重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先是“左”傾後又轉為右傾的教條主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得到普遍的讚成，啟動了全黨克服教條主義思想的自覺。一九三九年《共產黨人》雜誌創刊，毛澤東撰寫發刊詞，總結建黨以來的基本經驗，進一步提出和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原則。一九四○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其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