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討論會，邀請者說：請你來，你講也行，不講也行，交論文也行，不交也行。我交了一篇論文，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當代化答記者問》，《人民日報》記者吳珺約的，這個月初在報上發表了摘要，這裏提供的是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上發表的全文。論文不是專門講《論黨》，但也與《論黨》有關。已經印發給大家了，我說，就不講了吧。還是要我講一講。怎麼講呢？把印發的稿子念一遍，大家會覺得沒有意思，我也覺得沒有意思。決定不念稿子，離開稿子，隨意講一講。
這幾天，我又接受邀請，準備了一篇《陳雲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貢獻》。寫了一個初稿，搭了這樣一個框架：
“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界標，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時期。從建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新民主主義建設、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為在改革開放中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新時期。經曆這三個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實現了兩次曆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第一個時期，這次飛躍的理論成果，就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發生在第三個時期，這次飛躍的思想成果，就是鄧小平理論。十五大報告還是這樣講的。那麼，第二個時期，即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是一個什麼情況呢？我以為，這個時期的情況是：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繼續和第二次曆史飛躍的準備。
“陳雲同誌在這三個時期中，對黨，對國家，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確立，對毛澤東思想在建國後的繼續發展，對鄧小平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思想和堅決地維護毛澤東思想科學體係的指導地位，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如果按這個框架，來寫一篇《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貢獻》，該如何寫呢？可不可以把劉少奇和陳雲加以比較，寫成一篇合論呢？
我做了一些粗略的構思。
當然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寫起。
毛澤東思想在二十年代開始形成、在三十年代多方麵展開而趨於成熟、在四十年代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劉少奇和陳雲，是工人出身或從事工運的革命家，很早就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作為黨的高級幹部，他們置身於中國革命實踐之中，直接體驗了、感受了、參與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和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全過程。
遵義會議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改組了黨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開始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實際上的領導地位。劉少奇和陳雲都是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策參與者。會議結束，陳雲經白區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情況，對共產國際了解中國黨、中國革命及其領袖毛澤東，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在毛澤東正確領導下，勝利完成了長征，實現了向聯合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轉變。劉少奇到白區，領導“一二九”運動向廣泛和深入發展，實現了白區工作向正確路線的轉變。抗戰開始，王明從共產國際回來，儼然“欽差大臣”，並以其右傾路線幹擾中央。一九三八年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代表中央做政治報告，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尖銳地要求“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實際上排除了王明的幹擾，王稼祥又傳達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作為中國黨的領袖的支持，這才完全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劉少奇和陳雲，都是六中全會的決策參與者。
在延安，劉逐漸成為毛的主要副手，而劉、陳都把黨務工作當作自己首要的工作。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黨性修養和道德建設方麵的代表作，陳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也是這個方麵的名篇，都收入《整風文獻》之中。經過延安整風和黨中央總結黨的曆史，黨的七大通過了新的黨章，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件事劉少奇和他在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即《論黨》）貢獻巨大；選出了新的領導集體，毛為這個領導集體的核心，劉列名五大書記，陳則是兩名候補書記之一。
在第一個曆史決議中，劉少奇被確認為黨在白區的正確路線的代表。曆史決議就寫了毛、劉兩個正確路線代表者的名字。毛後來在改“九評”時，親自把原稿上的“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三十年代有效地進行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改為“以毛澤東同誌和劉少奇同誌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與劉，這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格局。這個格局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