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林蘊暉《走出誤區》林蘊暉同誌是研究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曆史的一位專家。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讀那四卷一套的《1949—1989年的中國》（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時候。我那時準備參加寫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幾乎讀遍了已經出版的寫建國以來曆史的書。那四卷書，當時是名聲很大的書，也是我劃了很多鉛筆記號作了不少簡單批注的書。第一卷叫《凱歌行進的時期》，第二卷叫《曲折發展的歲月》，第三卷叫《大動亂的年代》，第四卷叫《改革開放的曆程》。林蘊暉是第一卷的領銜作者，分工撰寫“創業探索”這一篇。此篇寫“前七年”中的“後四年”，即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後的四年。一般都認為，建國以後的曆史，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那個曲折發展的歲月和“文化大革命”十年那個大動亂的年代，最為複雜，其實，這種複雜性在“前七年”中的“後四年”已經開始出現。
廖蓋隆同誌為《凱歌行進的時期》寫了序言，其中提到我那篇《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章。那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黨的十三大結束後不久，中共黨史學會在汕頭召開的一個全國性學術討論會上，我所作的一個包括十二個問題的長篇發言，發表在《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此文連同我的其他有關文章一起收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本小冊子裏，以後又收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我的論文集《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新起點》中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龔育之文存》中。。對我來說，這是我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回顧黨的曆史的開始。
《凱歌行進的時期》的結束語，引了胡繩同誌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談話。胡繩說：“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是六十多年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結合的第二次大飛躍。雖然這個理論還不是那麼完備，但一些基本觀點是站得住的。我們現在應當從這個理論的高度來回顧黨的曆史。”我想，《凱歌行進的時期》就是林蘊暉從這樣的理論高度回顧曆史、重新反思曆史的開始吧。
這以後，林的研究主要就是沿著這個思路而展開、而深化。他的專著：《奠基創業》（《中國20世紀全史》第七卷，中國青年出版社）、《輔助建國》（《劉少奇之路》第三卷，中共黨史出版社）、《共和國年輪·1953》（河北人民出版社），都是如此。現在這本《走出誤區——我觀共和國之路》（濟南出版社），選出了他沿著這個思路而寫的二十多篇論文，彙成這本史論性質的著作，就更是如此。
《走出誤區》的自序，提出了八個“一直縈繞於心的重大曆史和理論問題”。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為何被提出者本人放棄？過渡時期總路線所確定的社會主義目標模式，對中國的發展發生了怎樣的影響？如何評價劉少奇的“剝削有功”說、“為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而鬥爭”的思想，以及他所重申的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評？造成一九五七年以後的曲折，原因很多，僅就中共八大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而言，是否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矛盾？“文化大革命”的原始動因，與一九五三年總路線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有沒有內在聯係？解放思想，僅僅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還是包括要從一九三六年斯大林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下解放出來？姓“資”姓“社”的問題為什麼總是困擾著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為什麼總是受到調侃？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在巨變瓦解中崩潰，而中國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欣欣向榮，從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角度如何評估鄧小平的曆史作用？
這八個問題，或者說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來回顧黨的曆史的一係列問題，十三大以來，理論界和黨史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許多意見都是相同的或者相近的，可以相互啟發和相互補充；有些則在不同的研究者中有不同的意見乃至於激烈的爭論。相同或相近，表示在同一認識方向下共同前進了；相異或相爭，歸根到底，也有助於整個學術界的共同前進。不管是相同相近，還是相異相爭，林蘊暉這樣一位資深的、多年執著於研究共和國走進和走出誤區之路的專家的意見，我以為，是值得我們理論界和黨史界的研究者們認真了解和對待的。
這篇書評，主要是推薦大家讀這本書。對書中的各個論點，不準備多加評論。既然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回顧黨的曆史，倒促使我就此較為係統地回憶和回顧一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在黨的曆史上提出、形成和確立的過程。
如何評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
在曆史決議中的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中係統地提出和詳細地闡發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這在中國黨的曆史上，是開創性的。當然，這個開創也有它的由來。就黨的文件來說，在這以前，這個提法已經出現過三次。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曆史決議中一次，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十二大通過的報告中又一次，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精神文明決議中第三次。
前兩次隻是提及，沒有展開。既然如此，說得上有什麼重要意義呢？
對這個問題，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們固然不能過分誇大簡單提及的意義，但是，既然在黨的綱領性文件中提及，就不是一件偶然的、沒有意義的事情。
曆史決議第三十三節裏說：“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這裏論述的重點，自然是在“但是”以後的那後半句。不過，以“盡管”起頭的那前半句“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作為一個已經得到確認的命題出現在句子裏，卻並不是什麼虛晃之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工作中心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就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始重新判斷國情，重新了解世界現狀，重新思考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和現代化發展的路徑、目標、步驟和階段等等問題。
大家知道，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這是為糾正當時醞釀中的“新躍進”的冒進設想，而提出來的重大決策。不久，中央又提出，原來沿用的“到本世紀（二十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是開了大口，現在要改一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到二十世紀末隻能以達到小康為奮鬥目標，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更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任務。
這兩大決策，把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和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結合在一起，看作同一過程的兩個側麵，對於後來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是有決定性意義的。
回顧一下當時的重要文獻吧。
一九七九年三月，陳雲提出：“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八日）“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二十一日）鄧小平也提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三十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葉劍英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的講話。我參加了這個講話的起草小組。我記得，在醞釀初稿時，起草小組主持人胡喬木曾經設想，總結三十年曆史的經驗教訓，重要的一條，就是要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幾經討論、修改和壓縮，最後定稿時留下了這樣幾句話：“同已經有了三四百年曆史的資本主義製度相比，社會主義製度還處在幼年時期。”“我國現在還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還不完善，經濟和文化還不發達。”“在我國實現現代化，必然要有一個由初級到高級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