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韓少功《暗示》有感在我合上最後的書頁的時候袁卻看見一個眉宇間寫滿憂鬱無奈的老農民袁站在小鄉村泥濘的田埂上袁赤腳踏著泥土遙背後是嫋嫋炊煙袁手中的煙鬥沉積著老煙葉遙韓少功先生在其《暗示》一書的開篇寫道：“《淮南子》記載：‘倉頡作書，天雨粟，夜鬼哭。’有前人說，天降粟雨是對人間出現文字的慶祝。其實我覺得那更是一種警告，一種悲憫，一種援救，暗示著文字這種不詳之物將帶來亂世，遍地饑荒為期不遠。”①初讀《暗示》，暗覺似乎篇篇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可是這“主題”卻模糊如水中倒影，在朦朧的月色中辨不分明。於是再讀，發現每篇都似乎在闡述文字和語言，但也有若幹篇隻是在講故事，講曆史，講自己，遂以為是在講言語之內與言語之外的關聯。心有揣測。於是再讀，才發覺那句“一種警告，一種悲憫，一種援救”對於韓少功先生這整本書而言，就是微言大義，是千千萬萬個細碎意象的最終集成，是全書的精華如寒冷冬日之暖陽耀眼，是在期冀通過這些故事和片段闡釋一件事情——“語言是如何‘亂世’的”。
①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前言：3.②福柯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本文從韓少功先生的《暗示》一書的文本出發，以個人閱讀後的感受和與其相關的聯想為主，想要通過個人有限的知識和一顆探求之心解決一件事：語言是如何“亂世”的？在我們經受著文明時代的洗禮的同時，是否還在不經意間承受著超越於蠻荒時代的人性危機？在我們得意於人類文明高度繁榮，科學技術統治生活的發展成果的時候，是否正在迎來下一個值得我們思索和省察的信仰危機？
第一，語言的出現和文明的進化讓我們逐漸拋棄了沉默的習慣，逐漸忽略了言語之外的“意”。用韓少功先生的話說，就是“知識是基礎性的危機之一，戰爭、貧窮、冷漠、仇恨、極權等等都隻是這個危機外顯的症狀”。①福柯曾說：“我們的文化很不幸地拋棄了許多東西，沉默即其中之一。”②在報刊雜誌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充斥了我們的生活之後，我們漸漸習慣於接受他人的言論，並自覺地預設它們的正確性。當你走在街上，懸掛著各色標語的牌匾充滿你的視野，公交車站的廣告甚至覆蓋了車次信息本身，隻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語言的交流，各大餐廳更是喧鬧無比。當我們閱讀著別人的觀點，聽著別人的音樂，每日裏做無謂的日常交流，有多少話語是我們必須開口的？有多少文字是我們必須閱讀和接受的？當我站在博物館中，以一個文明社會的人的身份審視那些原始時代和文明社會初期製造的藝術品時，我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個絢爛至極的時代，是一個不需要太多語言和文字來表達思想或是承受文明的野蠻的時代。在被稱為“文明社會的上升期”的現階段，有多少這樣精美、彙集人類發自靈魂深處思考的靈感的藝術品可以被製作？在商業符號覆蓋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的時候，還有多少人，能夠靜靜地坐在一件物品前麵，將①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66.②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21.③劉義慶，著.世說新語.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3.自己全部的心思和靈感都恰到好處地投射到上麵，不為了利益的追逐和榮耀的收獲，甚至什麼都不為？
在《儀式》一文中提到：“儀式就是一種造像活動，就是人們不滿足於交流之時，用具象符號來申明意義或者從中解讀意義。”①他將那些銅器、石器、銀器的精美歸結於“精神感染”和“意誌陶冶”。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日漸滿足於日常交流，甚至沉醉於沒有實際意義的交際活動中，當語言本身超越了意義而存在，語言不免成為空洞無神的符號。在這些零亂的符號的填塞中，我們認識生存的世界，對待自己的生活，遺忘著原初的寶貴的精神。那個重視精神感染力量，關注意識陶冶的時代似乎早已過去。正如《默契》一文提到的那樣，“交談是人際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卻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最成熟的關係其實不需要語言”。②問題是，人在外界的渲染中逐漸走向聒噪和不安。那一段造門不前而返的“雪夜訪戴”的佳話也在一聲“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的餘音中消弭無跡。③也許真如狄更斯說得那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子女對父母再少有心頭默默不語的惦念，而化作手機屏幕上的一條短信、電話一端的一聲晚安。約會時的情侶之間再少有相對無言、含情脈脈的對視，多了些電影院歌舞廳的放縱。朋友之間再少有“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淡然牢固，多了些喝酒吃肉言語交情的累贅。
第二，人類對於文字本身的迷信和青睞造成了對曆史真實性細節的忽略。《證據》一文中說得明白：“白紙黑字可以在曆史中留存久遠，而曆史中同樣真實的表情、動作、場景、氛圍等等，卻消逝無痕難為後人所知，①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19.②韓少功，著.懺悔.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96.③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96.④韓少功，著.暗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7：98.而這一切常常更強烈和更全麵地表現了特定的具體語境，給白紙黑字注解出了更豐富和更真實的意義。”①這進一步證明了曆史研究的困難和挑戰，當我們麵對的是印在書頁上的曆史的時候，是不可以反饋信息隻能夠單向度閱讀的時候，其實我們在默默接受著書中的“知識霸權”。這種接受往往不為人察覺，因而常常心甘情願。所以當孟子提出“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觀點之後，知識分子們更加希望用這句話的提醒逃離書籍特設的語境，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