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是社會經濟文化的產物，它誕生於傳統的農耕文化中。民歌原有的生存狀態是單一的，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文化需求也是單一的，所以民歌基本上是自給自足、自娛自樂，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專屬性。新的時代，左權民歌不僅處於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複雜變化中，而且人們的文化需求的多樣化等多變的環境之中。
一、自然生態惡化，民歌環境變遷
山西在曆史上是一個以農業為主、林牧為輔的省份，並且境內山嶺眾多，那些農村邊遠山區恰恰就是民間藝術和民俗文化發達的地區，也造就了山西民歌純樸、豪邁的獨特風格。
左權經濟曆來以也是農業為主。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20餘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約一倍，農、輕、重結構卻無大的變化。自80年代開始，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農業比重相對下降。改革開放以後，左權縣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第二、三產業迅速崛起，左權縣正處於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化工業文明過渡的重要轉型期。左權地區礦產資源近些年被廣泛開采，眾多礦區、焦化廠、鐵廠都設在了農村和山區。大量農田被占，河流也被汙染，大氣環境不容樂觀，自然生態環境可謂破壞嚴重。這對左權民歌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因為，現在的生存環境已不是歌中所唱的“清粼粼的水，藍瑩瑩的天”了，民歌描繪的自然風光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其所承傳的風格和韻味也會逐漸消亡。而工業化的滲透，讓民歌所紮根的農村土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破壞，既剝離了孕育民歌的胞衣，也搶奪了民歌聽眾的市常
二、流傳範圍萎縮，演唱空間變小
左權民歌流傳範圍基本上在左權縣和順、武鄉一帶，現在其流布範圍正在萎縮。工業化的發展導致農村城鎮化步伐加快，近年來實行的“移民並村”，左權縣行政村已由379個銳減為200個左右。1997—2006年，全縣整體搬遷19個行政村、109個自然村，2646戶、9010人。政府對移民搬遷實行優惠政策，加之二、三產業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由農村遷徙到城市。這使得演唱空間發生了很大變化，民歌的生存環境更加狹窄、逼仄。此外，農村學校也在大幅度撤並，並且許多家長帶子離鄉遷到大村或縣城就讀。這使得民歌傳承者的潛在隊伍進一步萎縮。
三、娛樂方式多樣，衝擊觀眾市場
據有關學者對左權民歌的現狀調查，各年齡階段的歌手，60歲到80歲的占17%，50歲到60歲的占26%，40歲到50歲的占7%，30歲到40歲的占8%，20歲到30歲的占5%，20歲以下的占37%，整個民歌歌手狀態呈“啞鈴式”結構。對於20—40歲之間的歌手，原則上應該是傳承傳統文化的中流砥柱，然而，從調查中所獲取的數據分析發現，其實這部分人所占比例最校左權的年輕人到外求學，或在煤礦及外地打工，把外麵的文化思想帶回本地。雖然現在民歌和傳統小花戲依然是中老年群體喜聞樂見的文化娛樂方式，但是流行音樂、網絡文化已經成為當地年輕人的文化主餐。由政府單位組織和民間村落組織的八音會、扭秧歌、地方小戲等，在民間稱為“鬧社火”、“鬧元宵”，是左權重要的民俗傳統，但根據調查發現，參與其中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大多是充當觀眾，而很少投身到表演的隊伍之中。
受多樣性文化娛樂的衝擊，左權民歌的藝術特征被越來越多的流行音樂同化了。現在由一些年輕人演繹出來的民歌味道已經淡化了，在風格上模仿的痕跡很濃，並且在街頭巷尾流行音樂的影響下，左權民歌的原生態狀態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左權民歌的生存環境總體形式是惡化的，賴以生存的農耕文化的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城鎮化，但這個過程是個漸進的過程，流行文化、城鎮文化、網絡文化紛紛湧入，致使民歌出現了傳承斷代的尖銳問題。此外，傳統曲目因缺乏人才導致大多創新不夠，無法與時代接軌，也逐漸地喪失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