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由西北去京師時，帶去了3名部將：王德榜、劉趝、王詩正。到京不久劉趝即調任台灣道，王德榜現已赴中越邊境。這樣，3名部將都隨左宗棠在抗法前線，基隆失守時，左宗棠正在來閩途中，已從劉趝的稟報中得知詳細經過。照理台灣戰況應由巡撫向左宗棠彙報，但劉銘傳隱匿不報，劉趝很不滿意劉銘傳基隆之失，就據實稟報老上司。左宗棠到福州後第三天，向清廷奏報了基隆和滬尾兩戰經過，指出了劉銘傳指揮失誤：“始則為李彤恩所誤，繼又坐守台北，不願進取，皆機宜之坐失者也。”他在奏中還提出應懲辦李彤恩。“李彤恩不審敵情，虛詞搖惑，基隆久陷，厥為罪魁。擬請旨將知府李彤恩即行革職，遞解回籍，不準逗留台灣，以肅軍政。”
劉銘傳是地方大員，又是朝廷“有功之臣”，左宗棠雖沒有要求懲處他，但也提出了批評督責：“臣思劉銘傳之懦怯株守，或一時任用非人，運籌未協所致。……擬請……密敕劉銘傳速督所部克日進兵，規複基隆，毋任法夷久於盤踞。”
劉銘傳的後台勢力很大，李鴻章是慈禧的大紅人，劉銘傳根本沒有理睬左宗棠“規複基隆”的意見，反而對左宗棠在朝廷前批評他，十分惱怒，對他這位下屬劉趝尤其懷恨在心。這道奏折也觸怒了李鴻章，然而他們對左宗棠無可奈何。 清廷對這道奏折批示：“著該大臣（左宗棠）飭令劉趝隨事稟承劉銘傳妥為辦理，共奏膚功，不得稍有畛域之見。”似乎是在責備劉趝沒有隨事稟報劉銘傳，而越級稟報左宗棠，是存有“畛域之見”。也可見那時清廷已偏向於李鴻章、劉銘傳的一方了。
王詩正的渡海部隊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到達台南，隨即進駐五堵。當時法國兵正在八鬥登陸，攻占了月眉山要地。二十日，王詩正立即派劉見榮和易玉林分兵二路，抄越敵軍，去搶奪月眉山。第二天法軍在大？峰增援，清軍勇猛進擊，提督胡少亭、羅國旺帶領部隊首先登山，不幸陣亡。王詩正親自督戰，清軍士氣奮發，要為胡、羅二提督報仇，法兵傷亡慘重。看著正麵抵敵不住，就分一部兵由暖暖街繞到清軍後方攻擊。後方各隘口是由台灣士勇把守的，缺乏訓練和實戰經驗，抵擋不住法軍，清軍於是退守五堵。這一仗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但是法國人嚐到了中國陸軍的厲害。
不久，楊嶽斌軍也由泉州渡過台灣海峽，抵達東南岸的卑南。法國艦隊司令又在戰鬥中被擊斃，法方看到台灣守軍力量加強，不能輕易取勝，加之法國國內問題重重，就希望早日結束戰爭，從腐朽的清政府那裏撈一點便宜。於是把矛頭轉移到主戰場的中越邊境，妄圖取得戰場上的勝利，脅迫清政府迅速妥協投降，以獲取在中國的更多的權益。
當時法軍已基本上戰領了越南全部。在廣西、雲南邊境的越南境內、外，還駐有一些清軍部隊。其中有三支屬於主戰派的愛國力量。
一支是劉永福的“黑旗軍”，本來駐守在河內附近，曾多次擊敗法國侵略軍，後來因為缺乏支援，被迫撤退到雲南邊境的保勝。劉永福那時已接受了清政府給予的“記名提督”的官銜。 另一支是馮子材的部隊。馮子材原是天地會農民起義軍叛將張國梁的部將，曾隨張國梁對太平軍作戰，後來任廣西提督，不久因年老退職。新上任的兩廣總督張之洞看到中越邊境緊張，又把他請出來。他此時已有70歲，但是精神矍鑠，老當益壯。他欣然應命來到抗法前線，部隊駐守在憑祥、鎮南關一帶。
還有一支是王德榜的“恪靖定邊軍”。王德榜於光緒七年隨左宗棠到北京，光緒九年又隨到南京，不久請假回原籍湖南江華省墓。左宗棠命他隨帶一批軍火回湘，轉運廣西省城存放；又命他招募廣東勇丁數營，準備開赴桂越邊境作戰。因當時李鴻章正在乞降求和，清廷拒絕了左宗棠派王德榜去中越邊境的請求，及至法軍擴大侵略，戰火逼近廣西邊境，這才同意王德榜募兵去前線。光緒十年一月王德榜率領新招募的10營兵，組成“恪靖定邊軍”，開赴廣西。左宗棠又從江南抽調數十員戰將，如記名提督楊文彪、記名總兵陳厚順、副將譚家振、遊擊龍定太等加入恪靖定邊軍，充實該軍的力量。
除了這三支力量外，在雲南邊境還有由雲貴總督岑毓英率領的雲南部隊。自劉永福受任記名提督後，黑旗軍實際上已由岑毓英指揮，岑毓英表麵上抗法態度堅定。光緒十年十月，曾與黑旗軍配合，在三圻城圍攻法軍，打了一次勝仗。據李鴻章的觀察，岑毓英是一個“機變”的人。他後來看到議和派占優勢，也就采取觀望態度。
在廣西邊境有廣西地方部隊，原由巡撫徐延旭指揮，徐延旭革職拿問後，李鴻章急急派遣淮係幹將潘鼎新繼任巡撫。李鴻章的意圖非常明顯，是派他來破壞戰局的，潘鼎新自然忠實貫徹他的意圖。“恪靖定邊軍”駐在廣西轄境內，先受徐延旭指揮，後受潘鼎新指揮。王德榜是主戰派領袖左宗棠派來的大將，現在既在潘鼎新管轄之下，潘鼎新自然會千方百計給他刁難，以至排斥、打擊和陷害。
王德榜奉命帶領4營兵駐守諒山，另外四營守鎮南關。潘鼎新也率部隊入駐鎮南關，並命王德榜留下一營助守，其餘3營都開往諒山。光緒十年五月，法軍加緊向清軍進犯，王德榜向潘鼎新請示戰守機宜。潘鼎新回答說：“如法軍打來，戰亦違旨，退亦違旨，已電總理衙門請示。”
這聽來很像是笑話，一位守土有責的地方大員，竟發出如此荒謬的指示，在敵人的攻擊麵前，打也不行，退也不行，這叫前方將士如何辦呢？王德榜無可奈何，隻好命令部隊堅守陣地，“以守為戰”，處於被動挨打的勢態。
不久李鴻章和福祿諾簽訂了天津《簡明條款》，和局勢將形成，潘鼎新就命王德榜軍自諒山後撤，退回到廣西境內的龍州。不料訂約後不到兩月，法軍背約突然發動觀音橋戰役，清軍被迫還擊，王德榜奉命率部隊向越境挺進。他將軍火輜重屯積在高平，準備單獨負責高平一路戰事，並與雲南方麵清軍取得聯絡。但潘鼎新又命他停止在高平的活動，移軍鎮南關；不久又改命他開往諒山附近的那陽地區，等他剛到那陽，又命他轉移到板峒，然後又調他到豐穀。潘鼎新被這樣亂七八糟的調動，明明是折騰這支愛國部隊，也是和主戰派為難。
清朝廷在觀音橋事件和馬江慘敗後，一方麵由於輿論壓力，一方麵由於形勢所逼，態度堅決起來，主戰派暫時占了上風。七月清廷下令各省督撫督率戰守，以後如再提出議和、賠償等，即交刑部治罪，不久黑旗軍配合滇軍在三圻附近打了一次勝仗，殲滅法軍二三千人，潘鼎新秉承李鴻章意旨，卻命黑旗軍退回國境。清廷得知後，嚴厲斥責了潘鼎新，並通令前線各軍不許擅自後退示弱，違令者按軍法從事。似乎令出必行，真正是要摒棄和議，決心一戰了。 法軍乘黑旗軍撤退，大舉進犯諒山的桂軍，潘鼎新被迫反擊，將敵軍擊退數十裏，打了一次小小的勝仗。可是他又感到違背了李鴻章的意旨，惶恐不安地向李鴻章解釋說：“並不是我去攻擊法軍，是法軍先攻擊我，我若不抵禦，全軍都將覆滅。”李鴻章回答他說：“敗固不佳，勝亦從此多事。”這表麵上是奇談怪論，打敗了固然不好，打勝了也不好。實質上是徹底的投降腔調，民族氣節是一點也沒有了。潘鼎新心領神會，從此也再沒有戰意，盡管那時留在越南的法軍兵力單薄，正可趁虛出擊，但潘鼎新卻按兵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