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十三章方生未死（1）
53被審視的黑匣子
1957年，曾長期是曆史遺留在歲月汪洋裏的一隻黑匣子。
中國改革的最偉大意義，在於它使中國擺脫了自我孤立狀態，進入了現代文明主潮。越來越多的人，在尋找各種各樣的鑰匙，期待打撈這隻黑匣子。
1989年以前，國內關於當年右派分子個人命運的回憶和傳記在報刊上並不鮮見，如張賢亮的《綠化樹》、徐鑄成的《陽謀親曆記》、叢維熙的《走向混沌》和《冬天的往事——背纖行》……以1957年去開展情節，以右派分子作為主人公的影視作品，如影片《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一度還是個時髦。
雖然對“文革”研究，尚處於“失語”狀態，但因為在這個舞台上過往的許多重要政治人物，如林彪、“四人幫”、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都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直接涉及到他們，或者有可能將罪責歸之於他們的材料，其實，並沒有絕對地被鎖進保險箱。葉永烈先生能夠寫出厚厚的幾本《江青傳》、《張春橋傳》、《王洪文傳》、《姚文元傳》，就是證明。
此外，當今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親身經曆過“文革”，他們從社會各個層麵、各個角度對於“文革”的記憶，也共同豐富著一般人對這場千古浩劫的整體認識。或許，正是“失語”的結果，這認識在有些人那裏顯得偏頗、乃至可笑，比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就聽過有上小學的孩子將其概括為“壞人打好人，學生打老師”。盡管如此，這依然是一種整體認識。
與此相比，反右運動迄今已經五十多年了，關於它在中央高層的檔案材料，仍像深宮裏的佳麗，未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研究者們大抵沒有獲取第一手資料的渠道。
外國學者雖寫出一些對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有所分析論證的著作，前些年國內也有學者出版了有關1957年的專著，如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邵燕祥先生評價為“孜孜，數易其稿；廣搜博覽，嚴格依據已經公開發表的資料，事事有來曆，句句有出處，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讓曆史得以本來麵目出現”，但它們，自然更包括本書在內，很難說已經對反右運動作出了正確而又準確的總體把握。
或許，還沒能夠深入打開這隻黑匣子。但沒有深入打開，卻並不妨礙人們久久地審視它。
親身經曆了反右運動的人們，無論是當年整人的，還是被整的，是打成了右派的，還是作了漏網之魚的，隻要麵對曆史時靈魂有過一陣陣戰栗，而且，能在這戰栗中冒出一簇新芽，就能從中獲得或多或少的理性雨露，並因此生長為一種新的人格氣象——
1981年3月19日，北京全國政協禮堂。
在浦熙修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後，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民盟中央的領導及新聞出版界人士共幾百人，懷著沉痛、肅穆的心情，佇立於浦熙修的遺像前。
應袁冬林女士的請求，全國政協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了追悼會，1957年反右運動中，康克清曾公開表示浦熙修不是“右派”的意見。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許是因久病在床，請人送來了花圈。
民盟中央副主席薩空了致悼詞。悼詞裏稱浦熙修：“具有一個優秀新聞記者的品德和才華。她富有正義感，為人正直。她新聞敏感性強，文筆質樸犀利。她工作勤奮，忠誠於自己的職責。她疾惡如仇……她不僅用墨水，而且是用鮮血寫新聞……她是我們黨的忠實朋友……”
悼詞經徐鑄成、溫崇實、石西民等生前好友幾易其稿，征求家屬意見後，再經修改，交民盟中央、中央統戰部推敲、通過，又報中央書記處備案，再一次上下通氣、接受後，才最後定稿。袁冬林注意到，定稿中最顯著的改動是，原悼詞裏有一段話：“她雖身處逆境，但對黨的信心不變，熱愛黨的感情不變，仍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積極為黨、為人民工作，以達到她多年來期望入黨的夙願”，這段文字的最後一句，在定稿中被刪去。
在這天的追悼會上，浦熙修的親屬收到了兩封親筆道歉信。
一封是陸定一寫來的。內稱：“……1957年，她遭到了打擊，這一點我至今深為遺憾。現在給她平反，是完全應該的。”
從1966年5月8日至1978年12月2日，他被囚禁了近十三年，其中多是以“68164”的囚號，作為一名特等囚犯，關在北京秦城監獄。現在他病殘之軀仍未康複，住北京醫院治療休養。
眼下，多少老幹部在轟轟烈烈、聲淚俱下地控訴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仿佛受盡了人類一千年以來的苦難。這時，陸定一卻想起要寫這樣一封信。日後，謝蔚明來醫院看他，問道：浦熙修被打成右派，與你並沒有什麼關係，你怎麼想起要寫致歉信？
他回答說：當時我是中宣部長，全國那麼多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我當然有責任，我應該承擔道義上的責任，我應該向浦熙修的親屬致以歉意。
另一封信，是由治喪辦公室轉來、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寫的。在反右鬥爭時，他畫了幅浦熙修的漫畫，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題為《猶抱琵琶半遮麵》，意指她欲承認未承認，欲揭發未揭發，內心世界還掛在“章羅聯盟”的犄角上沒有下來。
謝蔚明至今還記得，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在北京日報社開浦熙修批判會的那天，開完會他和華君武出來，兩人同了一段路，後者的神情頗是氣憤，問謝蔚明看沒看《人民日報》7月1日的社論？
眼下雖混跡於批判他人的革命群眾隊伍裏，但自感大禍難逃的謝蔚明自然看了，社論裏有一段闡述了黨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政策。
華君武說：像浦熙修這樣頑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我看這社論裏給的政策太寬大了……說得謝蔚明的心裏似觸到了刀尖猛地一顫！
也許這句話，華君武早忘記了，可他的記憶，在中國人裏還是驚人的。
在這個國家幾十年來每一個運動都要製造的千百萬噸筆墨的垃圾裏，誠如朱學勤先生所說：在缺乏原罪意識的東方文化裏，現實隻有野草般的控訴在增長，難見懺悔的黑玫瑰在開放，他卻“此事久壓心頭”，尚能在24年後勾索起當年的那一塊豆腐幹般大的漫畫……
巴金先生則不但從自己的記憶裏，而且還要努力從一個民族的記憶裏，作出這樣的勾沉索隱。
翻開他的五本《隨想錄》，他總難以忘懷1957年。
馮雪峰遺孤的造訪，讓他頓然回到那年在首都劇場由中國作協黨組召開的批判丁玲、馮雪峰、艾青的大會；看了包括傅雷絕筆在內的“傅雷家書墨跡展”以後，他一下想起自己在反右時期寫過文章批駁知識分子“不可辱論”；朋友轉來的一封信件，讓他翻檢起舊作，一篇寫在1934年題為《月夜》的散文，在1961年10月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卷裏雖還保留著，但是關於“朋友Ｙ”的整個一段被刪去了。“Ｙ”正是他三十年代的一位朋友，一個在閩南紮根默默辦教育的青年，名叫葉非英，57年被打成右派，60年死於勞役和饑餓中。從此，一年來，一張被亞熱帶的陽光與風雨鞭打著的清瘦、粗糙的臉，總浮現在巴金的腦海……
在帕金森氏綜合症和左腿摔壞的折磨中，在一次次住進醫院的間隙裏，連移動一支圓珠筆，也覺得十分吃力的巴金，就這麼慢慢地將筆往後移。有時，紙上出現不了字跡，他幾乎得使上全部生命的重量來寫，一天能寫上兩百個字，他便感覺自己的心髒衰竭得好似一隻被子彈折斷了翅膀、就要從空中掉下來的鳥……
然而，他的筆在那些年顫抖著，卻始終握在手上，他思想的翅膀也一直在雲端裏高翔：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講過：“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倘若有人揭發，單憑這句話，我就可能給打成右派。這二十二年來，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話，它好像針一樣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責備我自己。我走慣了“人雲亦雲”的路，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麼多的冤魂在後麵“徘徊”。我怎麼向自己交代呢？
——《紀念雪峰》
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
過去的事，也隻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隻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
——《二十年前》
隻是全國解放以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次接一次的學習，仿佛把我放進一個大爐子裏烘烤，一切胡思亂想都光了，隻剩下一個皮包骨的自己。我緊張，我惶恐，我隻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
錯劃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麼漏網右派，什麼摘帽右派，什麼帽子讓別人拿在手裏的右派，什麼戴著帽子進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類學有了這樣創造性的大發展之後，大家不得不承認一個新的事實：那麼多、那麼多的人給錯劃成了右派。於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懷念非英兄》
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表它們，也並不是為了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裏反複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幹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我在“隨想”中常常提到欠債，因為我把這五本《隨想錄》當作我一生的收支總帳，翻看它們，我不會忘記我應該償還的大小債務。能夠主動還債，總比讓別人上法庭控告、逼著還債好。
——《無題集·後記》
持有巴金先生這樣“欠債”心理的人，在知識界不會太多，卻也不少。
提起“範用”這個名字，人民出版社的老人，無不知曉這是一個幾十年來在階級鬥爭之“綱”上翻騰的典型。多半日子，他意氣風發地站在“綱”上整別人，尤其反右運動裏，他對王瑩丈夫謝和賡的那番窮追猛打，幾近可與當年蔣介石要在江西鐵桶般圍剿紅軍相媲美；自他1963年當上該社副社長兼三聯書店總編輯以後，他也沒少蓬頭墨麵、枯瑟如槁地站在“綱”下，被他人一塊塊地從精神上加以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