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他，忽一天接到社裏來信。這是一封約稿信，人民出版社即將迎來自己建社四十周年的紀念，社裏決定隆重推出一本紀念文集。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大抵在這種時候，誰不想在這紀念文集裏有一個清麗如星辰的名字？而且，在四十年的變化更迭裏，總能找到幾分美好，幾縷溫情。
範用卻“美好”不起來，“溫情”不起來，坐在書桌前，那緊蹙的眉頭，箭鏃打下似的皺紋，恍若他要完成的是對一個世界的審判。他的筆下，漸次出現了這樣一篇文字，它們不像世人已經看得太多的那類從流水線上下來的文字，而更多的像一個油盡燈枯的老者，在向後死者交代遺囑：
下麵，抄錄一節我填寫在1985年整黨時共產黨員登記表上的話：
“入黨四十五年，最痛苦的回憶，最深刻的教訓，莫過於在‘肅反’、‘三反’、‘反右’、‘反右傾’一係列政治運動中盲目追隨‘左’傾路線，雖無害人之心，卻有保護自身的私念，唯恐組織上說我右傾，寧‘左’勿右，‘文革’中挨鬥，胡亂認罪，‘活學活用’又作違心之論，是我的最大弱點，也是我一生中的汙點。今後加強黨性，首先是要加強政治上的堅定性，提高識別上的能力，對來自‘左’的或右的錯誤，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予以抵製。任何時候，都要講真話，拋開個人得失，以黨的利益為重……”
寫下了存入檔案，又在建社三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當眾講了這番話，這樣做，不是為的檢討，也不單是懺悔，更無意用這種方式評論曆史，隻是借此機會向同誌們作一個交代。
一位共事多年的老領導這樣說過：這種事個人並無責任，應該讓組織處理。這是他的看法，也許有他的道理，事實上組織確也作了處理。但我認為，各有各的帳，個人自不必替組織認帳，倒是多年來從未有人算過我的帳，提都不提。正因為如此，更需要自我解剖，淨化靈魂。在人生歸途，不能不想想做人如何？欠帳多少？
紀念既往，我們更珍惜未來。人民出版社四十歲了，如果說前幾十年不更事，在曆史的大風浪中曾經隨波逐流，而現在它成熟了。但願在這裏生活和工作的同誌們，不必再承受那種難以忍受的負擔，輕裝前進，從而一心一意做好出版工作。
作為一個過來人，在暝目之前，我要一說再說：
讓我們永遠告別吧，“七鬥八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鬥！
我還必須寫到周揚。
至今文藝界的老人們還記憶猶新：
“文革”前的那十幾年，周揚正值壯年，一口湖南鄉音，滔滔不絕，即便是兩、三個人談話，他也條分縷析，一絲不苟，言必馬列，言必工作。到了真開會時，他更是汪洋恣肆，聲勢奪人。有人看到他，便會想起魯迅先生當年在文章裏罵以他為首的“四條漢子”，西裝革履，坐在咖啡館裏談革命的情景，並在心裏鄙薄他……
1957年5月，劉賓雁在上海采寫《上海在沉思中》一文時，有感於黨委宣傳部門與作家的關係不正常，致使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壇與五十年代的情況相差無幾，都似剃頭匠的挑子——一頭熱、一頭冷時，他幾乎未加任何思索，便在此文裏寫了這樣一句話：這是“因為再沒有一個可以和周揚相抗衡的魯迅。”更多的人則敬畏周揚。
無論是鄙薄他的，還是敬畏他的，無不從骨子裏感到，他是中國文藝界的紅色沙皇。批俞平伯，反胡風，批“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反右鬥爭……在每一個席卷文藝界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浪裏，他無不站在高高的奧林匹斯山上，主宰著每一個人的生殺予奪……
1978年，周揚複出，被安排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
當人們再見到他時，他神態龍鍾，步履踽踽，慢慢移射過來的目光，像有幾分呆滯，幾分茫然，宛如它的主人從來未曾有過巨大的權力，也未曾有過慘烈的痛苦。
如果仔細注視他一對甸甸下垂的眼袋的眼睛，便能發現在那最深處藏有一種寒冷的壓抑與孤獨。與在“文革”中被打傷致殘一條腿，又因為延誤治療而失明了一隻眼睛，性格卻依然開朗而剛烈的夏衍比起來，他更像是一位從肉體到精神都在加速衰弱的老人。
然而，這又是一位思想上並不需要拄拐杖的老人。
1979年春天，《文藝報》在北京召開文藝理論座談會。周揚借在這個會上作報告的機會，向首都文藝界被錯劃為右派的人逐一點名賠禮道歉，其中還包括當年在新聞界劃成右派、與他並無幹係的劉賓雁。他提到在那場反右鬥爭中，他如果不執行，自己必然會首當其衝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過程，講得誠懇而又沉痛，淚光一度瀉滿那張烙滿曆史風塵的麵孔，宛如黎明時，灰白色的霧氣覆蓋的一片湖泊……
次年，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一個現實主義的研討會上，周揚明確指出：胡風的問題，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學術思想問題，卻被我們黨弄成了解放後第一個嚴重的“文字獄”。
此時，社會上隻不過剛剛有了些胡風可能得到局部平反的傳說，即“反革命集團”一案子虛烏有，可他的言論仍有政治問題。在文藝界第一個公開站出來，毫無保留地為胡風講出公道話的人，不是別人，而正是一向被人稱之為與胡風不共戴天的周揚……
1980年夏天，文學界在全國政協禮堂的側會議室開了一個會。一位英國留學生旁聽了會議，並想就一個問題聽聽周揚的看法：即從三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界就形成兩派，一派不斷挨整，一派長期整人，而周揚，顯然是後一派的核心人物。
周揚見了這位留學生，他僅就各個曆史時期的複雜背景作了一些說明，卻沒有為自己辯解半句，也未提及自己後來也被整得人仰馬翻的事實。
結束時，留學生問：“那麼今後還會發生整人的事嗎？”
他答道：“那不會了。”
緊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起碼我是不會再那麼做了。”
沉思了一下，他又作補充：“我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不那樣做。”顯然，那位英國留學生對於中國的了解，不僅停留在長城、秦兵馬俑和古運河上，但隻要不是一個當代中國人，就很難從周揚三次回答之間的微妙差異裏，去發現其中的複雜寓意。
周揚清醒地回首曆史，盡管每否定一場過去的運動，每推倒一個時髦多年的口號，對他都意味著要在心靈裏留下一片痛苦的廢墟，可他堅定地踩在自己的廢墟上，和新時期思想解放的隊伍一起走了過來。
周揚也警策地麵對未來，如果說當年在毛澤東那威嚴而又多疑的目光裏，他曾十分害怕處於瓜田李下的窘境；那麼今天，即便真處在了瓜田李下，他也敢於在天空烏雲陡翻的時刻，打出自己思想的排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胡耀邦組織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它無異於驚蟄時的第一陣春雷，在長期“冬眠”的中國大地，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在本該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卻春風不度，寸草不綠，似乎還呆在遙遠的北極。迫於全國理論工作者的強烈要求，這年的7月中旬，該院不得不開了一個由全國各省市理論工作者參加的理論和實踐討論會。一開會，主持人就宣布這個會的基調，是一次“純學術問題”的討論。
周揚的講話，一下便把主持人的基調踩去了腳下：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我看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與命運的問題。
會議沉悶的氣氛，頓然一掃而光，人們紛紛聯係新中國的曲折社會進程，指點江山，揮斥方酋，與正開始席卷舉國上下宣傳機器的這場大討論遙相呼應。
當時，一位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人要把這個熱氣騰騰的會，放進冰箱，再擱冷了。作閉幕講話時，他宣布：我負責地向大家聲明，在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上，絕對不存在思想路線分歧，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
鄧小平，顯然看出了以上二人在肚皮裏是為哪家撥算盤珠子，這次他毫無保留地支持了周揚的意見。在五個月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在論及真理標準的討論的意義時，他幾乎使用了與周揚同一樣的文字：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子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在1981年“清除精神汙染”的那幾個月裏，因不主張輕易對一些文章作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結論，周揚被前麵提到的二人，列為與胡績偉一起必須清除“汙染”影響的主要目標，在1981年8月3日至8日舉行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他們原以為在自己的費心張羅下，會上能夠形成對周、胡的一場批判。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周揚的發言，反而受到了大會的熱烈歡迎。
周揚提出：我們的國家，到底死水一潭好，還是要滔滔長江，泥沙俱下？選擇哪一條路？這是關係國家命運的問題。我主張黃河長江，不要怕泥沙俱下。山間小溪流水，同我們偉大的國家相稱嗎？現在雙百方針受考驗，不能動搖。農民怕政策變，知識分子也怕政策變。要不要調動精神生產的積極性？精神生產的積極性更容易挫傷，要保護、珍惜這種積極性，發揚這種積極性。兩種自由要保護：學術自由討論，藝術自由發展。不要不敢講自由，不讓講話不是黨的政策。不讓講比較容易，但危險大。
夏衍、於光遠在8月8日上午的簡短發言裏，支持了周揚的意見。
當天下午，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那位領導人登上了講台，他顯然對眼下懷仁堂裏有多少人能追隨他去討伐同坐一堂的“戰友”感到了沮喪與失望，他情不自禁地說出下麵的話：
這次會上相當多的同誌，相互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像這樣我們怎樣
能夠向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向我們的敵人，國內外的敵人，親密無間地、像毛澤東同誌在七大講的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像一個和睦的家庭去作戰呢？現在不但沒有這樣，是不是能像兩個人，像兩個和睦的家庭一樣，我還懷疑。這樣，就不能作戰。哪怕是一個小問題，也爭論不休，拿不出統一的意見。這樣我們的黨，怎樣能夠成為全國人民團結的核心？怎麼會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