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講到這裏，他泣不成聲了。片刻，又示意他冷，要增衣。那是一個炎熱的夏日，他加上一件遞過來的毛線衣，喃喃地說：“我，已是風燭殘年了……”
此時，會議適時地宣布休息。
可謂從同一個營壘裏出來的兩位老者，一位為追悔曆次運動對知識分子的傷害、也給自己留下的創痛而掉淚；另一位為眼下南轅北轍，郢書燕說，不能精誠團結去迅速投入新的“作戰”而哭堂……
1984年12月29日上午，北京京西賓館。
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這裏的“隆重”，並不是一個空泛的詞，在建國後中國作家們舉行的大小會議裏，從來沒有如此的盛景，以胡耀邦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成員，在主席台上就坐。
來自遼寧的女作家陳愉慶，擔任了賀電、賀信和賀詩的朗誦人。她首先宣讀的是後一位老者從廣州發來的賀電，一向以禮儀著稱於世的中國人，即使生疏、反感也能保持寒暄與敷衍的中國人，此時此地，卻完全不對勁了，好似水潑去了大理石的廊柱上，潑上去多少，濺回來多少，全場竟沒有任何反應。
再次，宣讀的是二人之中的另一位，由北京醫院打來的電話記錄，全場依然鴉雀無聲。那掉下一根針也能聽清的寂靜，使某些主席台上的人感到了如坐針氈般的尷尬；這寂靜又是強大的，強大到某些與會者不得不違心地與與會的大多數人保持一致……
陳愉慶第三個宣讀的是因患嚴重偏癱住院治療的周揚打來的電話記錄。“周揚”兩個字一落，寂靜，旋即被雷鳴般的掌聲所埋葬。掌聲之猛，持續時間之長，讓胡耀邦的臉上有了驚異之色：
表示敬重？鼓掌十秒鍾足矣。表示對一位病中老人的慰問，並祝他早日康複，再鼓五秒鍾就行了。掌聲竟長達近二分鍾，這其中的底蘊，一定讓胡耀邦經久難忘……
雖然，民心有時是廉價的自來水，給它倒上點高錳酸鉀，自來水在世界的眼裏便一下變成了紫色。但民心，畢竟早就作出了足夠的選擇。
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也從1957年的這隻黑匣子裏，當然還得加上“文革”、這隻東方巨大、神秘的蠶繭裏，感知了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秘密。
這一感知的意義，不在於高層的權力之爭或是路線之爭的淵源與流變；也不去過分計較對每一個運動所作出的理論屬性是否準確、嚴密：
比如反右鬥爭，是對知識分子的一次毀滅性大清洗？是一次實施思想專製的政治大躍進，並以此推進毛澤東期待已久的軍事共產主義式的經濟大躍進？比如文化大革命，是否能視為東方封建主義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德、意、法西斯交媾的一個怪胎，它是人類曆史回到中世紀的一種返祖現象，是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的一次曆史大倒退……
這一感知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於洞悉了運動對人的操作及對人的扭曲。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幾十年來，我就生活在知識分子中間。因為職業的關係，我和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有著廣泛的接觸。對於運動，人們今天較普遍的認識，我可以作如下概括：
運動利用人心靈裏意識形態純正的一麵，去打倒自己不那麼純正的一麵。當人們越是相信意識形態的崇高和正義，就越是麻木於人性的日益腐爛。
在這裏，苟且偷生不叫苟且偷生，而叫“站穩立場”；落井下石不叫落井下石，而叫“劃清界限”；人雲亦雲不叫人雲亦雲，而叫“緊跟形勢”……
除去少數人闖蕩於人性的荒原，卻能矯造出如同普希金吟哦於俄羅斯大雪紛飛的土地上的激情，多數人正表現為一種真誠的腐爛，抑或一種腐爛的真誠。
運動還利用人的生存、發展的願望或者恐懼，去調動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
人們越是想保護自己，就越是要攻擊和出賣別人。人們的原始欲望越是從心靈深處被惡魔般地煽發出來，運動便越是具有強大的殺傷力。
運動是意識形態的盛宴。是山河封閉的標誌。是經濟落後乃至瀕臨崩潰的障眼法。
運動還是個缺乏想象力的家夥，連軍隊的裝備與服飾都變了好幾代了，可它幾十年一貫製，創造不了什麼新的模式。中國日益在冷淡它，昔日它打一個噴嚏，老百姓也要感冒，現在如果它發燒到四十度，老百姓多數也難打一個噴嚏。倘若有誰在呼風喚雨邀它出來，十有八、九，此公一定是借它去掠取私利……
運動在這塊土地上一遍遍重複自己過程的時候，也在有力地推動另一個過程：由迷信——懷疑——疏離——再置身事外，乃至保護無辜。我不止一次地聽到聰明起來了的國人在總結曆史經驗——
再有要你寫交代材料的日子時，多講自己，少講別人。多講背景，少講實質。多講主觀，少講客觀。到自己這裏就劃句號，千萬不要因為自己提供了什麼線索，而讓有關部門能去追查別人……
當意識形態的力量日見式微，人們最終發現，在所謂的偉人身上，或者，那些原來因意識形態的賁張而頭上都長了一對崢嶸怪角的國家，現在都很難找到一種貫穿如一的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
當社會的發展終於給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帶來日益廣闊的空間，或者說人們的價值觀念有了變化，不再將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完全寄托於昔日能將一個人的一生都給統籌安排了的“單位”；
運動便像癟了氣的車胎，打不濕沙漠的陣雨。
運動是運動自身的天敵，不管是反右運動，還是十年“文革”，都寫下了中國曆史上墨色如漆的章節；可又是運動自己，終將乃一聲，雙槳推出了中國曆史上一個鵑聲雨夢、新日渾圓的章節。
北京大學幾位教師向我感歎道，運動製造了三種人：
一種人便像我們這樣的“革命群眾”，今日反右派了，我就去反右派。明天拔“白旗”了，我就去拔“白旗”……在時代的洪流裏翻滾著，這一翻，幾十年悠忽過去了，運動之後，除了留下自我譴責和心理扭曲，事業上幾乎一無所成。隻能夾著老掉牙的講義，去課堂上照本宣科，有點讓學生提起興致的東西，老實說也是從哪本書刊裏移花接木來的；
再一種人是受難者。
運動裏被鬥得七葷八素，不亦樂乎，可隻要“人還在，心不死”，有的也能因禍得福。厲以寧被打成了右派，不能教書了，打發去了圖書資料室，整日裏接觸西方各國經濟學方麵的動態和著作，現在成了國內經濟學界的扛鼎人物之一，常常被邀去中南海、人民大會堂。
樂黛雲在當了《紅樓》主編外，還和金開誠等三個人，辦一個名叫《當代英雄》的同仁刊物，刊物還未出來，便被打成“當代英雄”右派集團，也讓時代的洪流卷去了不見陽光的角落。一進入新時期，他們真成了當代英雄，樂黛雲是比較文學在中國的泰鬥；金開誠是楚辭研究領域裏的巨擘，還擔任了九三學社中央的副主席……
“文革”太殘酷了，不但要觸及你的靈魂，還要觸及你的皮肉，不太好說，可到北大各個係去了解一下，當年被打成右派的教師，當今多半在業務上都成了大氣候。
昔日的受難者裏，還有一些人，使我們感到他們總是和別人有些不一樣。關於這些人，我可以寫出一長串名字：李慎之，吳祖光，李銳，胡績偉，戴煌，邵燕祥，白樺，朱正，舒展，公劉，李國文，叢維熙……最近讓知識界許多人熟悉並大為感佩的一個名字是：章詒和。
盡管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各人有各人的操練陣地，但是某種相似，使他們像一支精悍的部隊，這二十多年來，一直穿行於曆史與現實的諸多誤區乃至雷區，不倦地挺進於中國當代思想的層巒迭嶂。與他們其中一些人的身影已漸行漸遠相反，他們溢滿睿智之光的灼熱呼聲，卻日愈清晰響起在當代中國人耳邊，並成為推動中國的社會進程最終走向法治與民主的偉大動力之一。
這種相似，不僅因為他們的思維和操守皆出發於1957年，還因為他們總被一類人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這類人又總是在這支“部隊”的準星之內——
這類人，有著傳統人所廣泛具有的那些心理狀態：害怕和恐嚇革新與社會改革。不信任乃至敵視所有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係。凡事總要以“聖人”、經典、傳統或個人的經驗來衡量評判，一旦不符，便加以反對和詆毀。嫉賢妒能，對持不同意見與觀點的人們嚴加防範，尋機迫害。漠視人的痛苦，更漠視人的價值。
冷酷有見形跡的，如江河上幾尺厚的封冰，簷下一串串的冰溜；冷酷也有不見形跡的，似臘月走去北國的郊野，那空氣冷得叫你鼻頭發辣，讓你腮幫子酸得像喝了一壺老醋，無論裹了多厚的皮襖，你都覺得整個人被扔進了一口碩大的水缸裏……
這種人的冷酷，常常表現於後者。一方麵，以謙卑的態度絕對順從於更高的權力，另一方麵，牢牢地抓住並盡可能地膨脹手中的權力。蚌殼般自我封閉，灰燼般熄滅了一般人都會有的情感，能夠促使那蚌殼打開一條縫的，隻有眼前的功利。
這類人，便是北大幾位教師稱之為的第三種人，即人妖、人精。
他們能像一種蜥蜴一樣在不同的光照下變換自身不同的顏色。反右時，他比誰都左；反左時，他比誰都右。他們能像維吾爾族姑娘紮辮子一樣編織謊言，而且，說起謊言來，頗像印度宗教節日裏無處不飄灑的花朵，可以說得一路芬芳。
他們是被運動養肥了的撒旦。
是中國文化人裏的猶太。
幾位老師告訴我，這些年的北大，這第三種人早沒有了市場，他們被稱之為“反自由化專業戶”，像幾個蠕動的臭蟲，在床板上明擺著，自己在私下裏也喟歎：在北大有著空前的孤立感……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風風雨雨業已證明，如果說，日後還會有什麼運動，即便它“形”不散，“神”也散了!“形神兼備”的運動，在中國的確像是走到了盡頭，第三種人在中國卻遠遠沒有絕跡——
這種人，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黨和國家肌體上的潰瘍。
這種人，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我們民族走向民主、走向科學、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障礙。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人的心理狀態，與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一起，構成了中國當今眾多地區的落後與不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