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附件
附件一：
中央統戰戰線工作部
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摘抄）
有關上層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工作，現在還有幾個重要問題，報告如下：
一、關於27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複查問題
1958年初對右派分子進行處理時，中央曾下達了《關於轉發“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的通知》，並附了中央統戰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有關單位協商提出的對97名右派分子的處理意見。現在，我們將其中27名代表性較大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上層愛國人士，提請有關省、市和民主黨派中央進行複查。我們意見是：
擬予改正的22人：章乃器（故）、陳銘樞（故）、黃紹（故）、龍雲（故）、曾昭掄（故）、吳景超（故）、浦熙修（故）、劉王立明（故）、沈誌遠（故）、彭一湖（故）、畢鳴歧（故）、黃琪翔（故）、張雲川（故）、謝學紅（故）、王造時（故）、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馬哲民（故）、潘大逵。
……
二、關於“章羅同盟”問題
近年來，民盟和農工黨的許多負責人，要求對“章羅同盟”問題進行複查。他們認為1957年《人民日報》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有關“章羅同盟”的提法和對民盟、農工黨的估計，不符合實際情況。他們說，“章羅同盟”問題，不僅涉及到對民盟、農工黨的根本估計，而且，直接關係到一批因“章羅同盟”受牽連的人的落實政策問題，要求明確解決。現經複查，情況是：
（一）章伯鈞、羅隆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在向黨猖狂進攻中是互相呼應的，都是企圖在我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發現章羅二人有在組織上共同策劃、進行陰謀活動的事實。
（二）章伯鈞、羅隆基利用他們在民主黨派的領導地位（章是農工黨主席、民盟副主席，羅是民盟副主席），大肆散布旨在推翻共產黨領導的言論，在民盟和農工黨中曾發生了惡劣的影響。但是，由於我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有深厚的基礎，他們沒有能夠發展到篡奪這兩個黨派的領導權，有組織有計劃地推行其反動綱領的地步。當時，民盟、農工黨中央負責人中的我黨黨員和進步分子，是堅持了黨的方針政策的，同章羅是有鬥爭的。章羅並沒有能夠根本改變民盟和農工黨的本來性質。
（三）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領導製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認為：“章羅同盟”在組織上應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為資產階級右派政治勢力的代表的意義上仍應認為存在，因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是一致的，在向黨猖狂進攻中起了同樣的主導作用，並且互相呼應。同時，應當承認，在反右派鬥爭中，由於把“章羅同盟”作為組織上的統帥者，民盟中央和地方組織有一些負責人，被戴上了“章羅同盟”的“軍師”、“謀士”、“代理人”、“骨幹”等帽子；兩“帥”之外還有這個帥那個帥；在農工黨內，也有一些人和地方組織被指為所謂“章羅同盟”的“分店”，這些都擴大了打擊麵。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中央統戰部是有責任的。為了消除由此產生的後果，我們建議，宣布一律取消這些組織性的帽子，宣布“章羅同盟”是指他們在右派反黨活動中的共同主導作用，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或組織係統……
1980年5月8日
——（以上轉引自《憶浦熙修》文彙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附件二：
我父親的檢查
一、解放前我的罪行的簡述
我出身於反動官僚地主家庭，靠著吸吮勞動人民的血汗長大成人。大學畢業後，到解放時止，我都在學校教書。在這段時間，一方麵，我為反動立法塗脂抹粉，欺騙青年學生。我胡說什麼當時的偽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社會權益優先於保障個人權益的進步意義，根本抹煞了當時所謂的社會權益隻是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這一最本質的階級內容。另一方麵，我為反動派培養了一批司法後備人員，也就是為他們訓練了一批鎮壓人民的鷹犬，以充實、加強他們的國家機器。當時，我雖然在組織上沒有參加過什麼反動黨團，但在維護反動統治勢力這一點上，卻起了一般反動黨團員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我在解放前的罪孽是很深重的。
二、解放後我的右派罪行的簡述以及自己對這一罪行的認識
解放後，黨不咎既往，讓我參加了人民教師的行列。由於自己的反動世界觀根本沒有得到改造，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又犯了不少罪行。特別是1957年我趁黨整風之際，在座談會上，向黨實行了多方麵的猖狂的進攻。其中最惡毒的是，我公開提出高等學校應以校委會為最高領導機構，各教學單位應以各該單位負責人為領導人的荒謬主張，妄圖篡奪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權。
我被劃為右派後不久，組織上把我調到圖書館來。當時對於自己的罪行，並沒有什麼認識，經過組織和革命群眾不斷教育，我才漸漸地認識到我會成為右派，乃是我牢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必然結果。我的罪行是非常嚴重的，由於自己具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以為高等學校隻是培養專業人才的地方，學校教育的任務隻是傳授知識，因而麵對毛主席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導，發生了尖銳的衝突，這樣，就使我對學校所采取的許多重要措施，例如要求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和勞動生產等規定，都有抵觸，認為這是違反了辦學的目的，妨礙了教學的質量，是“外行”領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