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審視基金會網絡的工作時，我總體上是滿意的，但有兩個擔憂。首先，當阿裏耶?奈爾主席和我無力進行有效管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一點是，在有生之年，我還能再取得點什麼成就呢？
當初創辦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時候，我沒打算讓其在我去世之後還存在。其他機構的命運告訴我，這些機構往往會遠離創辦者的初衷。但是隨著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規模不斷壯大，我改變了想法。我逐漸認識到，在我去世之際關閉基金會，無異於印度大君在自己葬禮上燒死自己的妃子們陪葬。很多有才之士正在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工作貢獻著自己的生命，我無權破壞他們發揮才能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選定的一係列項目，即便在我逝世之後還有必要繼續開展下去，而且這些事情並不是非要阿裏耶?奈爾或者我在場才能完成。我們的作用隻是比較明顯地體現在壯大民間社團，使其更有能力促使政府采取負責任的態度上。在美國，有很多機構，比如美國民權同盟等，都致力於確保政府能夠保障全體公民的利益，並確保政府的行為接受美國憲法的製約。在其他大多數國家，都沒有這類機構。在很多國家，富人對政府的依賴性太強，因而無法發揮監督政府的作用，而在發展中國家，財富的數量不多，於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地位就凸顯了出來。我還決定開展一些性質類似的項目，比如保護弱勢群體以及為貧困人口提供法律援助。這些都是高尚的目標，即便在我去世之後，基金會網絡依然能夠落實這些目標。
我不在的時候，基金會缺失的將是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而它們正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典型特征。每當有問題浮現，我就會百折不撓地反複嚐試，努力將其解決。我能夠迅速采取行動，敢於承擔大的風險。我百年之後，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董事會將超越我，不會以我為榜樣。他們作為管理者，會被其肩上的重擔壓得疲憊不堪。其他人會非常反對承擔風險，但基金會的創立者們是絕不會反感冒險的。
目前，開放社會基金會的組織結構過於龐雜，而很難長久維持下去。我們的發展是完全沒有計劃性的。我之前解釋過，在爆炸性增長時期，我們的開支由300萬美元飆升到3億美元，我們甚至連個預算方案都沒有。後來阿裏耶?奈爾出任基金會主席一職時，基金會才開始擺脫混亂狀態，實現有序發展。現在我們有一個很詳細的預算製定流程，該流程需要很長時間來準備，必須提前開始。我對這個流程從沒有產生過很大的興趣，我較為感興趣的是，如何在機遇出現的時候靈活應變，駕馭形勢。結果就導致我們的基金會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預算模式：我直接參與的各種提案的預算一如既往地很有彈性，阿裏耶?奈爾管理的基金會則執行嚴格的預算方案。隨著提案不斷成熟，提案往往會從我的手中移交到他的手中。此外，人權、民權以及刑事司法領域的項目從一開始就是由他負責的。
我們之間的夥伴關係產生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催生出一個我們不在時難以駕馭的混亂結構。我們必須在有生之年改善這個問題。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一個新的基金會主席就職，即便要了解這個組織的結構也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我想任命6到8個副主席來負責基金會的不同部門，並對即將就職的主席負責，這樣就會給主席留下足夠的時間製定策略，並考慮新的提案。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代價地避免中央集權的管理結構。當前大多數新穎的想法都來自基金會網絡的內部，而不是最頂層的管理者們。效力於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優秀人才以主人翁的意識來參與基金會的活動，他們取得的成就一直都令我很驚訝—我不願失去這種精神。
這就是我決定在中歐大學設立一個公共政策學院的主要原因。學術機構不僅能夠緊跟最新的時事動態，而且能夠在出現問題時加以研究並拿出解決方案，而基金會的董事會卻做不到這一點。
我對公共政策學院寄予厚望，它的潛力很大，有可能成為同類機構中的執牛耳者。它能夠將各基金會及基金會網絡在處理當代緊迫問題的過程中積累的實踐經驗和大學所具有的理論知識結合起來。當前，在處理緊迫問題上，我們是實踐多而思想水平跟不上。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我們的資金，我們需要產生更多的好想法。如果我們將產生想法的過程剝離出來，讓學院負責，那麼學院將會以產出的形式輸出公共產品，即優秀的想法。而如果我們像其他大多數基金會一樣在內部完成，則隻能增加基金會的運作成本。
不過讓學院負責思想研究的做法也存在缺陷，因為最好的思想不可能總是出現在同一個地方，因此，學院必須派人去那些能夠孕育新思想的地方。它必須成為一個應對全球性問題的新的全球性機構，必須在中歐大學所在的布達佩斯培養一批具有批判性思維的人才，同時應具有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的能力—這是它必須要應對的一個挑戰。將理論知識同實踐經驗結合起來，能夠為那些希望進入慈善領域的人提供很好的引導。那些已經在基金會網絡工作的人可以來學院休假，這樣既能夠完善他們的職業發展道路，也能夠為學院的研究與教學作出貢獻。為了實現我的願望，學院必須將開放社會基金會當前的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形成一種機製，這就需要以批判性的眼光審視當前流行的理念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