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開放社會基金會走向了全球。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建立基金會將是一項十分龐大的事業，於是，我們就以地區為單位建立了一些基金會。南非地區基金會包括屬於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的9個成員國，西非地區的基金會覆蓋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的15個成員國，而東非地區的基金會最先覆蓋肯尼亞，後來擴展到肯尼亞的幾個鄰國。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垮台後，我們於2000年在該國建立了基金會。多國部隊入侵阿富汗之後，我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基金會。現在我們還給伊拉克撥出了小額款項。在世界上其他地區，尤其是中東、東南亞和拉丁美洲，我們的工作雖然不是非常正式，但都是實實在在的。
除了將各國基金會同基金會網絡的項目結合起來，我們還另外設立了所謂的“網中網”。這意味著同其他獨立的組織進行密切合作，並提供大量資金援助。這些組織包括全球見證組織、國際危機小組，最近我們還同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ET）進行了合作。這已經成了我進入新的活動領域最喜歡采用的模式，因為對我們來說，這些組織的外部籌款能力是一個較為客觀的標準。我們全資組建的基金會網絡缺少這種標準。理論上來講，我們為所資助的組織提供的資金不應該超過其總預算的1/3，這樣它們才能保持獨立性。
當我審視我的基金會網絡時，我無法恰當地描述這個網絡正在開展的活動，因為這些活動不僅影響深遠，而且多種多樣，我自己也無法全盤掌握。我到處旅行的時候，總能發現這樣的活動在進行，這讓我很欣慰。一般情況下，我不知道的活動是開展得最好的，往往是出現麻煩的活動才會引起我的注意。隻有阿裏耶?奈爾等參與預算審議過程的幾個人才熟悉基金會的全部活動，而且僅僅製定預算就花費了6個星期。
開放社會基金會不斷應對各種隨時出現的需要，並及時抓住一切機遇，最終實現了穩步有序的發展。我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成長道路。其他很多基金會總是忙著滿足自身的需要，我們竭力抵製了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一個無私的組織，我們以此為榮。這種自豪感一直是我們的動力之源。我們能夠同其他很多基金會開展合作，而且不主張自己對各個項目的所有權，結果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其他基金會為了方便籌措資金而紛紛大肆宣揚自己的成就，而我們的機構隻是全身心地做一些實事，無論這些事情是否能夠得到認可。與自吹自擂相比較，我們的做法為我們爭取到了更多的朋友和盟友。雖然看似出乎意料，實際上卻在情理之中。
一個自私的人領導一個無私的基金會，這兩者之間是如何相互適應的呢？請讓我作出解釋。當年我申請援助的時候，就對慈善事業形成了一種消極的看法，而且這種看法自我從事慈善事業以來一直沒有發生轉變。利他主義本身就有著一定的內在矛盾性，但是多數基金會認為沒必要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更不用提采取行動解決這種矛盾了。當你給予他人錢財的時候，接受援助者便會奉承你，盡己所能給你一種良好的感覺，於是重重的虛偽便掩蓋了慈善事業的內在矛盾。這就是我為什麼對慈善事業一直抱著懷疑態度的原因。基金會製定好了一定的規則，其他人必須按照這些規則行事。申請援助者當然也可以有他們自己的行為方式：他們可以迎合基金會，說一些基金會想聽的話，然後再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解決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慈善家和一個大公無私的基金會之間的矛盾。內心的良知讓我有自知之明，且使我意識到我這個終將逝去的凡人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換句話說，對我這樣一個凡人來說，我的自我意識太強烈了。我隻有通過致力於人道事業，才能為自我意識找到足夠的發揮空間。像我父親那樣幫助自己身邊的人是不夠的，我渴望讓世界更美好。這就是我的人生理念發揮作用的地方。這既是我的自我意識膨脹的根源，也是我所主張的係統改革的根源。如果我有一些特殊的見解，我會立即將其付諸實踐。我是一個富人這一事實也增強了我的責任感。很多人很富有，很多人很有見解，很多人很關注人道事業，但是集這三種品質於一身的人很少。而隻有同時具備這三種品質，我才能實現我的雄心壯誌。
我還需要解釋一下我的人生哲學與自我意識之間的關係。起初，二者錯綜複雜地糾纏在一起。我最初寫文章闡述反身論的時候，不可避免地過於沉溺其中，因為這是我的思想，我不能將其放棄。我一直試圖深入地表述這一思想，結果變得越來越糾結，終於有一天早上我居然看不懂前一天晚上所寫的東西。我用了大半生才將自我意識同人生哲學區分開來，這種成功對二者都有益處。今天，我的人生哲學體現在我的著作和基金會的工作中，而自我意識則可以退居二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