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海地杜瓦利埃政權傾覆，美軍占領海地。麵對如此大局，我認為需要在海地建立基金會。正好阿裏耶·奈爾知道一個足以管理這個基金會的合適人選：米謝勒?皮埃爾?路易斯。我們在危地馬拉也設立了基金會，而且阿裏耶?奈爾還知道一個管理危地馬拉基金會的合適人選。這個基金會的特點就是能夠把城市裏的開明知識分子和土著部落的長老們團結起來。當時，南非的種族隔離製度被廢除了，納爾遜?曼德拉已經成為南非總統。根據我們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宗旨原則、我們在南非的活動曆史以及我們在蘇聯的經驗，我感覺有必要在南非也設立一個基金會，之後從南非逐漸蔓延至非洲其他地區。這樣一來，我們的基金會網絡項目也就可以隨之擴展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了。
截至1995年，我覺得我們在基金會工作日程的第一個目標，即打開封閉社會上已經做得足夠多了，可以轉而著手第二個目標：鞏固已經開放的社會。之前，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其他國家，現在是時候在美國做點事情了。我思考了一下美國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的缺陷，而且製訂了一個戰略計劃。之後，我將這個計劃提交給一組精挑細選的社會哲學家，請他們斟酌審查。
其中，有兩個想法是很新穎的。首先，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已經蔓延到了不屬於它們的領域，最明顯的是這些價值觀已經弱化了很多職業的價值觀。醫生、律師、記者等自由職業已經被轉變成了生意。職業價值觀的優先地位需要重新確立。其次，在某些領域，恐懼扼殺了批判，進而導致一些以偏見和心胸狹隘為特征的錯誤思想。我挑出了兩個這樣的領域：美國人的死亡觀和美國政府的禁毒政策。這兩個領域有共通之處：死亡和毒癮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人們往往傾向於尋求錯誤的解決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這些解決方案非但沒有將問題解決，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在這兩個領域中，人們都拒不承認這兩個問題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醫生不惜一切代價地延長壽命，禁毒人員主張對待毒品零容忍。後來，事實表明，這兩個問題更加密切地聯係在了一起。回想起來，“禁毒戰爭”可以被視為“反恐戰爭”的前奏。
在美國開展的其他項目都是在其他國家設立的項目的延伸，涵蓋了社會正義、弱勢群體、民權以及刑事法律製度等領域。我提出的這個策略通過了專家組的嚴格審查，然後我們就開始落實。我自己主要操心的是我提出的那兩個想法，而其他領域的事務我都委托給了阿裏耶?奈爾，他在這些領域比我了解得多。
我們在美國開展的關於死亡的項目也許是最成功的了，這讓一個領域的麵貌煥然一新。美國的醫護人員和普通民眾都不願直麵死亡的存在。我們找到了一組知道如何對待垂危病人的專家，他們在多所醫療機構中建立友誼會，從而改變了晚期病人護理這個醫學學科，也間接地啟發美國普通民眾。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比爾?莫耶斯在電視上連續播放了5部電視係列片。開放社會基金會並沒有資助這個項目，但是莫耶斯還是很依靠我們所資助的項目。在美國，死亡從此不再是一個禁忌話題。我們撤出了這個領域，來慶祝我們的成功。我們撤出之際，其他的基金會便進入這個領域。但最近我們又卷土重來，因為我們與其他基金會在第一個項目的基礎上共同發起了第二個項目。
我們在關於禁毒政策的項目上取得的進展比較少，因為這是一個存在高度爭議的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都是一些思想極端的人。我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禁毒政策，但我知道禁毒戰爭造成的危害遠遠超過了毒品本身造成的危害。我最初反對禁毒戰爭時，就被指責為想將毒品合法化。其實我內心的確認為毒品合法化政策比當前的政策要好得多。然而，我口頭上卻不願這樣說，不想中極端分子的下懷，因為極端分子們打算一直將毒品問題描述成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即要麼支持禁毒戰爭，要麼你就是想為毒品正名，除此無他。我卻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一蹴而就地搞極端，需要經過反複嚐試，方可找到正確的禁毒政策。
開放社會基金會的主張是盡力降低危害。這裏的“危害”不僅指毒品本身造成的危害，還包括禁毒政策造成的危害。因為社會大眾接受不了毒品合法化的政策，因此我們使用“降低危害”這種字眼，使我們可以在此名義下反複嚐試。至於這條道路能走多遠，就取決於民眾輿情的走向如何。我也不知道我們應該在這條道路上走多遠，但是目睹了占據主流地位的美國及聯合國的禁毒政策在阿富汗、墨西哥、海地、危地馬拉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區帶來的危害日益嚴重，我越來越認為我們在禁毒這條道路上走得越遠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