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還在蘇聯設立了基金會。1986年12月，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破天荒地給核科學家、人權活動家安德烈?薩哈羅夫打電話。薩哈羅夫當時已經被流放到了高爾基城（即今天的下諾夫戈羅德城）。戈爾巴喬夫邀請他返回莫斯科恢複他的愛國活動。我認為這個信號表明蘇聯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如果一切正常，薩哈羅夫可能被允許離開蘇聯，而不是返回莫斯科。於是，我在第一時間乘飛機前往莫斯科。
我到達蘇聯之後不久，便決定選擇剛剛成立的蘇聯文化基金會作為我潛在的合作夥伴。戈爾巴喬夫的妻子也是這個文化基金會的一個董事。我拜訪了薩哈羅夫，想請他在董事會擔任我的個人代表，但遭到了拒絕。他警告我說：“你將來隻會給克格勃的金庫裏塞滿美元。”他誤以為我是一個幼稚的美國人，而我很自豪地證明他是錯誤的。盡管如此，後來的事實還是證明，我在蘇聯文化基金會的合作夥伴還是同克格勃有關係。這是他們同我在戶外散步時秘密告訴我的。薩哈羅夫的確曾經就董事會成員的原則問題給我提過建議。我之前曾與生活在蘇聯西南部城市新西伯利亞的獨立社會學家塔季揚娜?紮斯拉夫卡尼亞建立了聯係。薩哈羅夫向我推薦了兩個人，一個是曆史學家尤裏?阿法納謝夫，另一個是聖彼得堡《旗幟報》（Znamya）編輯格裏戈雷?巴克拉諾夫。我還選擇了值得信賴的人作為董事會成員，包括作家丹尼爾?格拉寧和瓦連京?拉斯普京，格魯吉亞語言學家田吉茲?布阿奇澤，以及太空研究專家及宗教哲學家鮑裏斯?勞申布施。
我同個人計算機研究所的負責人達成協議，我幫他們進口計算機，而他們以蘇聯官方彙率的5倍來支付費用。這就是我在蘇聯的基金會—文化倡議組織（Cultural Initiative）產生的曆程。
我們的組織成立伊始就立即開始運作，當時還沒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批準—其他西方基金會都堅持在得到官方的批準之後再開始運作。我清楚地記得父親為我講述的他在俄國革命中的經曆：在混亂的環境中，不可能的事情也會變得有可能。在其後的一兩年間，我的文化倡議組織實際上是唯一一個在蘇聯境內運作的基金會，因此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許我們最成功的事業就是為蘇聯的高中和大學訂購並分發社會科學、曆史和法律方麵的新課本。我們還拯救了一些所謂的“厚期刊”，即著名的文學雜誌。如果沒有我們的幫忙，這些雜誌可能就會消失。
我提出了一個改革蘇聯經濟的計劃，建議開放蘇聯經濟中的某些部門，尤其是食品加工業，而不是根據地理位置來劃定自由貿易區。我認為，這是計劃經濟的子宮中孕育出來的市場經濟的胚胎。我從西方邀請了一撥經濟學家，為首的是俄羅斯裔的諾貝爾獎得主華西裏?列昂惕夫。令我驚訝的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命令蘇聯各部的部長們參加我們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這表明蘇聯當局是多麼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我當時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而蘇聯卻是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是蘇聯的各個部長卻排隊接見我請來的專家。討論進行了一會兒，但很快我就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經濟早已病入膏肓，已經無法孕育健康的胚胎了。
我們還請來了西方的法律專家，以協助製定民事法典。但是我對西方政策的影響能力遠不如我的基金會對蘇聯的影響力。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東西方在認知上的差異。東方正在經曆係統性的崩潰，而西方的一切一如既往地正常運作。當我於1989年在波茲坦（當時還屬於民主德國）的東西方會議上提出新的馬歇爾計劃以拯救蘇聯時，卻遭到了嘲笑。（德國《法蘭克福彙報》報道說，這個建議受到了嘲笑。）
蘇聯體製迅速地崩潰了，引領蘇聯從一個封閉社會轉變為開放社會的任務絕非我的基金會單槍匹馬可以完成。相反，基金會自身也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陷入了困境。我們發現基金會的一些官員很腐敗，但卻失去了改組領導層的寶貴時機。如果基金會正常運作，我們會取得多大的成就，又有誰會知道呢？
當時，我深陷政治動亂的風口浪尖。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不同派別的經濟改革者之間發生了權力鬥爭，而我同他們中的每一派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我同格裏戈裏?亞夫林斯基走得很近。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條與我父親的信條頗為相似，即在革命時代，一個人必須嚐試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他是500天計劃（500 Days Program）和沙塔林計劃（Shatalin Plan）背後的真正力量。這些計劃試圖以歐洲共同市場之類的經濟聯盟替代蘇聯。我請來了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為他提供谘詢，結果這些經濟學家被反對亞夫林斯基的那一派改革者逮住了，並在一處鄉村別墅被軟禁了一天。最後，我把亞夫林斯基及其團隊帶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的年會上。他們正在努力同反對他們的人達成共識。盡管我給他們爭取到了列席會議的機會，但他們還是空手而歸，而且戈爾巴喬夫拒絕了他們的經濟改革計劃，而是選擇了不太激進的計劃。之後不久，戈爾巴喬夫自己也喪失了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