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在中國設立了開放社會基金會。之前，匈牙利開放社會基金會非常成功地組織了多次中國經濟學家與匈牙利經濟學家之間的交流。匈牙利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中國的合作夥伴—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也成了我在中國的合作夥伴。我任命一位名叫梁恒的中國移民為我的特使。他曾經寫過一本頗受歡迎的自傳，書名是《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還創辦過一份名為《中國知識分子》（The Chinese Intellectual）的期刊。我多次訪問中國，並獲準成立了中國開放社會基金會。
基金會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撥款，而不是根據“關係”，而在中國，這種理念經常格格不入，因為在中國最重要的是“關係”。這種理念導致我們與中國的合作機構發生了很多摩擦，因為該機構總是偏向自己的人員。我將中國人的做法稱為“思想的封建主義”，即受援助者對援助者感恩戴德，而援助者反過來又要關心受援助者，因為受援助者的命運反映了援助者的地位高低、處境優劣。回想起來，我認為當初將一個與中國社會格格不入的理念強加給董事會是個錯誤。如果當初直接資助我的合作機構就好了，因為他們處於中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前線。
我在中國設立的基金會曆經曲折坎坷—它成了派係鬥爭的工具，而這個基金會被指心懷叵測。後來，我在1989年6月之前關閉了基金會。
中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關停十多年之後又得到了恢複。2001年，中國政府在北京舉辦了一場關於中國未來的會議，我被邀請出席並講話。2005年，中國再次懷疑我，因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指責我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策劃“顏色革命”。這些是人們為了反對腐敗和壓迫民眾的政權而舉行的起義。我的基金會的確支持批判性言論，但並沒有策劃或資助這些起義。自那之後，關係變得模棱兩可起來，這很遺憾。我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而且我十分看重中國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聯係。
1987年，我竭力在波蘭複製匈牙利基金會的模式。之前，我就在牛津大學資助過一個訪問波蘭學術機構的項目，並給波蘭團結黨的文化主管部門提供資金，因此我們同波蘭的民間社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牛津大學項目管理者茲比格涅夫?佩烏琴斯基的幫助下，我們得到了波蘭當局的批準。
從一開始，波蘭基金會的董事會就堅決地遵循匈牙利模式。它堅持認為波蘭基金會應該采取一個更有針對性的模式，應該重點資助一些精挑細選的項目，而不是所有的項目。我決定讓他們作繭自縛，但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最後我們在其他國家也采取了波蘭模式。那件事也給了我一個教訓，我意識到在設立基金會的國家生活的人們，還是比我更了解他們的國家。從那之後，我開始遵循各國董事會的判斷，如果我同他們的判斷產生嚴重的分歧，我就換掉董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