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基金會成立早期發展得十分緩慢。我對慈善工作的困難與矛盾有著清醒的認識。我要竭力避免這些問題。為了少走彎路，我來到赫爾辛基觀察組織考察、取經。這是處於起步階段的一個人權保護組織，後來逐漸壯大，發展為人權觀察組織。我參加了赫爾辛基觀察組織在周三舉行的晨會。這次晨會討論了當時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情和活動。我還前往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這兩個位於拉丁美洲的國家進行實地考察。當時這兩個國家正處於內戰狀態。我了解到很多情況，但所做的相對較少。不過，我卻認識了一位活躍在阿富汗、名叫弗拉迪米爾?布科夫斯基的蘇聯難民，但是我沒有參與任何可能給我帶來生命危險的融資活動。後來，我前往蘇聯進行實地考察，在那裏同一位申請出境簽證遭拒的人建立了密切關係。後來我通過瑞士航空公司的一位服務員給他送去現金，然後通過他分發給蘇聯其他的異見人士。最後，我的基金會成了東歐地區的異見人士開展活動的主要經費來源。
我第一次獨立開展重大事業的地點是在南非。我在紐約有一位祖魯族的朋友，名叫赫伯特?維拉卡茲。他是康涅狄格州某個大學的講師，後來回到南非的特蘭斯凱大學任教。在種族隔離製度下，特蘭斯凱是黑人的家園之一。我在1980年去南非時拜訪了維拉卡茲，這次南非之行使我能夠從一個獨特的視角來觀察南非社會。這是一個封閉的社會，有著世界一流國家的所有製度，但由於種族隔離的原因，大多數南非人民都享受不了這些製度帶來的好處。要打開一個封閉的社會，哪裏還會提供比南非更好的機遇呢？我同開普敦大學的副校長斯圖亞特?桑德斯舉行了會談，他熱切地希望能夠向黑人學生開放開普敦大學。我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遇，利用這個實行種族隔離製度的國家的政策—這所大學全體學生的學費都是由國家支付的—主動提出為80名黑人學生支付生活費用。
次年（1981年），我再次來到南非，但是這次南非之旅的成就卻不及第一次。我想為非洲藝術事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資助，於是我請求著名作家納丁?戈迪默（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安排我同非洲的文化部門領導人開個會，商討如何才能把這項事業做得最好，但那次會議很失敗。與會者早已得知了我的意圖，每個人都認為我這位來自紐約的大善人十分富裕，他們似乎看到會議室中間放著一壇金子，因而所討論的內容都是如何分配這些金子。我決定放棄這個計劃，結果令他們所有人都大失所望。
我訪問了開普敦大學，發現黑人學生的數量增長還不到80人，可能是因為一部分開放社會獎學金發給了那些已經被錄取的學生，也有可能因為一些學生中途退學了。我見到的那部分學生似乎都很不滿，他們覺得自己在大學中不受歡迎，受人歧視，被迫接受異族文化，而且他們很難達到開普敦大學的學術標準。我還會見了一些教師，發現他們的思想並沒有他們的副校長那麼開明。
我決定就此中斷這個資助計劃，但會繼續資助第一批接受援助的學生，直至他們畢業。今天回想起來，我發現當初中斷資助計劃的決定是個失誤。開普敦大學的副校長為黑人學生專門聘請了一位黑人教員，碰巧這位教員是我的朋友赫伯特?維拉卡茲，後來這些黑人學生的學業都取得了很好的進展。種族隔離製度被廢除後，要是黑人學生的數量更多些就好了，可是我當時誤以為種族隔離製度根深蒂固。後來我還做過其他幾個項目，但我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根本改變不了種族隔離製度。他們之所以容忍我在南非開展活動，隻是為了表明他們是多麼寬容大度。因而不是我利用了這個實行種族隔離製度的國家，而是它利用了我。回想起來，我希望當年更有毅力一些。這段經曆給我的教訓就是，看似沒有勝利希望的戰役也是值得去打的。
我隨後開展重大事業的地點是我的祖國匈牙利。20世紀80年代早期，匈牙利政府迫切希望能夠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他們就給我提供了一個機遇，讓我將一批匈牙利人帶出國，赴紐約大學學習一年。這樣一來，我就可以通過他們更全麵深入地了解匈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