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同匈牙利政府接洽，希望能在這個國家建立開放社會基金會，令我頗為驚訝的是，居然得到了積極的回應。我同匈牙利政府進行了長期的談判，有幾個匈牙利的異見人士是我的朋友，我在談判過程中得到了他們的指導。我和匈牙利政府達成了共識：我的基金會必須支持所有的文化活動，而不僅僅是匈牙利異見人士的活動。當時受到嚴密控製的匈牙利科學院被匈牙利政府指定為我的合作夥伴。
我多次前往匈牙利，挑選了一批值得信賴而又能夠為匈牙利政府所接受的人。這批人同匈牙利科學院的一位副院長組成了匈牙利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董事會。到這時一切還算順利，然而，匈牙利當局卻決定董事會的一切決定都要通過一個由政法警察控製的秘書處來執行，這明顯違反了我們原先達成的協議。於是，我就去見匈牙利共產黨主管文化事務的負責人喬治?阿克塞爾。我告訴他我們已經陷入僵局。他說：“希望你離開時不要帶著不良情緒。”我回應說：“我不能不生氣，畢竟投入了這麼大的精力。”當我正要邁出他辦公室的門時，他問道：“你們要怎麼樣才能取得進展呢？”我回答說：“成立一個獨立的秘書處。”我們同意秘書處設兩個秘書長，一個由匈牙利科學院指派，一個由我們任命。每一份文件隻有得到兩位秘書長的聯合簽署才能生效。（我認為，美國為巴基斯坦等國家發放援助時，也應該遵循這個模式。）這就是匈牙利基金會產生的經過。我在紐約還第一次雇用了一個匈牙利僑民作為雇員。紐約後來成了開放社會基金會的總部所在地，那時，我的妻子蘇珊?韋伯也加入了基金會，成了一名工作人員。
我在匈牙利設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運轉得非常順利。並沒有遭遇到困擾一般基金會的種種陷阱（因為一般的基金會都沒有識破這些陷阱而陷入了這些困境）。我們隻有一個簡單的信條，這個信條來自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理念。這個信條就是：對於任何文化倡議，隻要不宣揚官方的教條，我們的基金會都會予以支持。比如，從匈牙利的齊特琴彈奏者俱樂部，到農民合作社，我們都曾支持過。我們為此撥出的款項很少，因為大多數倡議都使用匈牙利本國的設施，而且參與這些活動的人也都是從匈牙利領取薪水。
這些活動所需要的匈牙利福林都來自給文化和教育機構的美元撥款。他們有很多福林，但是幾乎沒有外國貨幣，於是他們就很願意為基金會作貢獻—同他們兌換的彙率高於匈牙利官方的彙率。我們做得最正確的事情是給他們提供了大量施樂靜電複印機。這一舉措有兩個作用，一是幫助基金會直接獲得匈牙利的貨幣，一是有助於傳播在匈牙利國內難以獲取的信息。比如，位於匈牙利南部城市賽格德的卡爾?馬克思學院利用施樂複印機秘密印刷地下刊物。
有些人企圖利用基金會，但我們沒有刻意提防他們，因為我們的基金會得到了資助對象的保護。如果有違規情況，那些以保護基金會為己任的人們就會舉報。比如，我們的基金會曾經資助匈牙利盲人協會生產、分發有聲讀物，後來有人警告我們說該協會很腐敗，於是我們立即停止了對該協會的資助。發達的信息網絡極大地提高了基金會的工作效率。雖然我們的年度預算隻有300萬美元，而匈牙利文化部每年的預算要比我們的基金會年度預算大得多，但是在匈牙利人眼中，我們已經可以替代該國的文化部了。我們最成功的一項事業就是資助由學生獨立管理的大學以及獨立的學生聯合會。這個學生聯合會後來成了匈牙利各政治黨派的中堅力量，即匈牙利青年民主黨。
當然，我們的基金會也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比如，基金會養了一大批習慣於接受資助的人，他們最後反倒變得不樂意接受開放社會了。不過，我們的基金會的確沒有碰到一般的基金會所遇到的種種困境，其成功是我始料未及的。這是鼓勵我從事慈善事業的偶然事件，而從事慈善事業反過來又一直激勵著我這名對衝基金經理人不斷地掙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