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柏林牆已經倒塌了，蘇聯帝國解體了。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之後，我迅速在多個國家建立了開放社會基金會。1989年聖誕節前夕，我剛好在布拉格。我從後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代總統馬瑞安?恰爾法那裏了解到，他已經決定將權力和平移交給瓦茨拉夫?哈維爾。哈維爾本人之前對此也並不知情。1990年1月初，也就是羅馬尼亞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被處決之後不久，我到達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我發現這座城市處於被包圍狀態。於是，我便從布加勒斯特動身前往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以期在保加利亞設立基金會。我還在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來回奔波，並在它們獲得獨立之前建立基金會。
我的烏克蘭之旅特別值得懷念。我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同該國文化領域的精英們舉行了一個會議，他們圍繞著基金會的工作各抒己見，提出了許多建議。我發現他們都不切實際，而且直言不諱地向他們表達了我的想法。在會議接近尾聲之際，我就我的消極反應向他們道歉。雖然我否定了他們的提議，他們卻毫不介意。他們告訴我說：“你不知道有人直截了當地說‘不’是多麼令人耳目一新。我們的政府總是說‘是’，但是他們什麼也不做。”這件事給我上了深刻的一課。從那以後，如果我發現有不切實際的提議，我會立刻將其否決。
這是一個忙碌而令人興奮的時代。父親在俄國革命中的經曆以及我在德國占領匈牙利期間的經曆，使我對混亂的形勢有著獨特的理解。這就使我們能夠利用革命時期的局勢。
我們全家搬到了倫敦，這樣更加方便我開展活動。我分配資金的時候沒有連貫的計劃。我認為，開放的社會是一個更加複雜的社會組織，實現係統全麵的轉變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所有的事情都是那麼迫切。因此，當我收到一個可以實施的建議時，我通常會立刻批準。這就是為什麼我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的開支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從300萬美元飆升到3億美元。如果遵循一個有序的資金分配方案，支出的增速就不會這麼快。我們基金會的運作沒有預算，以至於最後基金會網絡無法控製了。我們在混亂中蓬勃發展，卻也深深地陷入了混亂之中。我們迫切需要擺脫混亂狀態，實現有序發展。
1993年，我十分幸運地招聘到了人權觀察組織的執行董事阿裏耶?奈爾（Aryeh Neier）出任開放社會基金會的主席。基金會的事務便由他負責。基金會再也不允許我單獨外出旅行，必須有人陪著我，記錄下我所許下的諾言，不然這些諾言就得不到兌現。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基金會網絡開始呈現出了今日的形態。我們幾乎在蘇聯的每個加盟國都建立了由當地人領導的基金會。按我們的話說，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國家基金會網絡。我們還建立了所謂的網絡項目。這些項目超越國界的限製，而且覆蓋了具體領域，比如司法、公共衛生和教育。於是，通過各國的基金會以及基金會網絡項目，各國基金會的負責人和我們的專業知識就很好地結合了起來。這些項目都是開放式的，即各國基金會有權在既定的網絡項目之外開展新的項目，而且沒有設立基金會的國家也可以開展網絡項目。雖然蘇聯解體了，但是我們組織的凝聚力卻不斷加強。在混亂的年代裏，基金會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們的基金會是最先出現在社會舞台上的基金會，而且由於願意嚐試不可能的事情，為自己博得了聲譽。現在，他們的工作變得更加具有專業水準了。
我們的預算中，有1/3投向了教育事業。我們的目標就是在那些習慣搞乖孩子教育和機械式學習的地區建立起一種以孩子為中心、注重培養批判性思維的教育方式。我首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然後在奧地利首都布達佩斯建立了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這是個研究生教育機構，而且在華沙還有分支機構。我還設立了一個高等教育支持項目，這個項目的經費支出占總經費的1/3，用於支持新成立的教育機構。此外，我們還支持係統改革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我們為學齡前兒童引入了循序漸進的教育方式，這就改變了幼兒園的提前教育模式。
另外1/3的預算用於廣泛支持各類民間社團，重點保護民權和弱勢群體的利益。我們認為，在東歐地區，受到種族驅逐影響最大的是羅姆人。為了解決羅姆人的問題，我們投入了越來越多的資金和精力，首先支持他們的文化事業，然後是教育事業。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培養了新一代受過教育、有著強烈民族自尊心的羅姆年輕人。
蘇聯解體後，人民的苦難也日益增加，因此我們的預算也逐漸增加。我投入1億美元建立起國際科學基金會，其目標是保護蘇聯科學的精華部分免遭摧殘。該基金會為前蘇聯最傑出的科學家提供了每人500美元的緊急撥款。盡管物價飛漲，這些撥款也足以支付他們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費用了。有資格領取這筆救濟金的科學家人數超過了3萬人。其餘的資金都投入到了由多國科學家根據同行評審體係共同選定的研究項目上。這個項目十分成功，所有資金在一年之內就分發完畢。我的目標不僅僅是拯救蘇聯文化的精華部分（我認為這些精華是人類智慧創造的輝煌成就），也是為了表明即便是對外援助也能以較高的效率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