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建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當以同樣的方式施行國際援助。援助資金不應該先通過蘇聯解體之後獨立的各成員國政府來分發，而是應該直接撥給那些需要的人，作為他們的養老金和失業救濟，而且撥款的過程也應該受到嚴格監督。這個想法的確很好，但卻沒人采用。一般來講，我獨自實行一個想法時就會成功，而當我試圖影響公共政策時卻不能順心如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改變了不少。最近，我在動員民眾的支持方麵更加成功了。我堅定地認為，如果之前落實了我在《華爾街日報》上提出的建議，那麼曆史肯定將會大為改觀，因為前蘇聯人民將會從西方的援助中得到切實而明顯的利益，他們對西方的態度將會不同於現在。以前，前蘇聯人民遭遇困難的時候，歐洲人沒有伸出援手；今天，歐洲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經曆了這些起伏跌宕的經曆，我也成熟了不少。當初，麵對蘇聯解體帶來的無限機遇，我被衝昏了頭，而且我是那麼熱切地渴望在曆史上發揮自己的作用，以至於我匆匆忙忙地嚐試了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漸漸地，我學會了如何辨別什麼可行以及什麼不可行。我開始學會分清事情的輕重緩急，不再處處凸顯自己的重要性，而是想著如何做一些有意義的實事。曾經有一次，在俄羅斯，我原本預定要見的兩個重要人物取消了同我的會麵，但我最後還是前往俄羅斯同其他人會麵。如果這事發生在以前，我會很生氣，但是現在，我卻認為我當初的立場是正確的。最近，當有人問我是否見到了普京時，我可以誠實地說我不想見他。
1992年，作為一名公眾人物，我實現了一個重大轉變。當年，英國貨幣英鎊被迫退出歐洲彙率機製，我被稱為“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之所以出現這種事，是因為我的確承認過我的對衝基金在這個事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當時的媒體卻誇大了我的作用。我之所以故意允許媒體對我進行誇大報道，就是為了建立一個可以讓我賴以在其他問題上發表觀點的平台。這個方法的確很奏效，我的聲音忽然間得到了他人的傾聽。
那年，南斯拉夫深陷內戰泥潭。我利用我的平台宣布將向備受戰亂折磨的波斯尼亞平民撥款5 000萬美元，以用於人道主義援助。我在聖誕節宣布此事，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平民的苦難上。我捐款的初衷是讓援助人員進入戰區，進而迫使聯合國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來保護他們。而實際上這種願望並沒有實現。聯合國的軍隊沒有采取幹預措施來阻止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事件。但是，來自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位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的天才弗雷德?庫尼卻利用這部分資金為薩拉熱窩提供了天然氣、水、電以及蔬菜種子。我撥款的初衷沒能實現，但弗雷德?庫尼利用資金的方式卻很有效。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幫助薩拉熱窩的人們生存了下來。不久之後，庫尼在車臣地區慘遭殺害。
1993年11月，我訪問了薩拉熱窩。當時，這個城市正處在被包圍的狀態。其實，我本不願意去薩拉熱窩，因為我不想冒生命危險。雖然我乘坐的伊爾–76飛機是世界上最大的飛機之一，但坐在上麵還是感覺戰戰兢兢。機艙地板上有一堆輸送氣體的管子，烏克蘭的機組人員在飛機傾斜行進和下降著陸時不時鬆鬆緊緊捆綁氣管的皮帶。然後，我們又花了10分鍾的時間讓地勤人員為飛機的降落清空跑道。
我之所以去薩拉熱窩，是為了參加一個自來水廠的開業典禮。為了建這個水廠，我們將組件空運到薩拉熱窩，然後安裝進山上的一個公路隧道之中。這個水廠是弗雷德?庫尼利用我的資金修建的，但是薩拉熱窩當局卻一直拒批這個水廠投產，我們一直不明就裏。也許是有人借著賣飲用水而大肆斂財，或許是薩拉熱窩當局想繼續在電視上播出市民在等待打水時被狙擊手槍殺的畫麵，希望以此博得外界對他們苦難的同情—或者兩個原因都存在吧。萬般無奈之下，我便威脅說如果再不批準水廠投產，我就開始公開抗議了。
隨著我們的基金會在整個東歐地區以及前蘇聯各加盟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實行有序的管理成了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做起來絕沒有革命年代有趣或者令人高興。在我們的基金會製定財務管理辦法之前，我們的年度支出直逼6億美元的峰值。我們製定財務管理辦法的目標就是將支出削減一半，不過這個目標一直沒有實現，因為其他地方的新機遇紛紛湧現，而要利用這些新的機遇都需要資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