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書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學巨人”的影響——中國文學史的使命——其敘述的範圍——新材料的發見——辨偽的工作——官書與個人的著作——中國文學進展的兩個動力：民間創作與外來影響
所謂“曆史”，昔人曾稱之為“相斫書”，換一句話，便隻是記載著戰爭大事，與乎政治變遷的。在從前，於上雲的戰爭大事及政治變遷之外，確乎是沒有別的東西夠得上作為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時的曆史隻不過是“相斫書”而已。然中國的史家，從司馬遷以來，便視“曆史”為記載過去的“百科全書”，所以他們所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孔子有“世家”，老、莊諸人有“列傳”，屈原、枚乘諸人亦有“列傳”，天官有“書”，藝文有“誌”，乃至滑稽、貨殖亦複各有其“傳”。其所網羅的範圍是極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便也常常地被網羅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所謂《史記》、《漢書》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學史之成為“曆史”的一個專支，究竟還是近代的事。中國“文學史”的編作，尤為最近之事。翟理斯（A. Giles）的英文本《中國文學史》，自稱為第一部的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國人自著之中國文學史，最早的一部，似為出版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林傳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學史”都是注重於“文學作家”個人的活動的，換一句話，便是專門記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等的生平與其作品的。這顯然的可知所謂“文學史”者，不過乃是對於作家的與作品的鑒賞的或批判的“文學批評”之聯合，而以“時代”的天然次序“整齊劃一”之而已。像寫作《英國文學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泰納（Taine，1828—1893），用時代、環境、民族的三個要素，以研究英國文學史的進展的，已很少見。北歐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G．Brandes）也更注意於一支“文學主潮”的生與滅，一個文學運動的長與消。他們都不僅僅讚歎或批判每個作家的作品了；他們不僅僅為每個作家作傳記，下評語。他們乃是開始記載整個文學史的進展的。
原來，自十九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於“曆史”的概念，早已改變了一個方向。學者們都承認一部曆史絕對不是一部“相斫書”，更不是往古的許多英雄豪傑的傳記的集合體；而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現在的曆史，對於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態度，隻是當他作為一個社會活動中間的一員。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中之寫拿破侖一樣，他在那裏，已不是一個好像神話中的顯顯赫赫的人物，卻隻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軍官。
隨了這個曆史的觀念的變更，文學史當然也便來了一個變更。也如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傑為中心一樣，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
但所謂“文學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們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種永在人間的崇高的創作物。我們乃是直接受其創作品的感興，乃是直接感受到他們的偉大的成就的。我們可以抹殺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們決不能抹殺文壇上的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工作。亞曆山大過去了，查理曼過去了。但一個詩人，或一個散文作家，或一個戲劇家，卻是永在的；他們將永遠地生活在我們的麵前。隻要我們讀著他們的永久不朽的創作物，我們便若麵聆其談笑似的親切地與之同在。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是過去了，但我們如果讀著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及歐裏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劇，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Virgil’s Aeneid），荷馬的《伊裏亞特》與《奧德賽》（Homer’s Iliad and Odyssey），我們對於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情形，便也親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學史卻要仔細地論列到文學作家的生活。偉大的文學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創造，當然是離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學史雖不全是作家傳記的集合體，卻也不能不著重於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記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我們不相信有一個人曾是完全的“遺世而獨立”的。所謂“隱逸詩人”雲雲，他究竟還是人世間的活動的一員。他盡管不參加當時任何的政治等的活動，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會一切大事變的影響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為豐富的，其感受性，當然也更為敏銳。所以無論什麼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著的那個時代的影響。那個時代的廣大人民的生活都會不期然而然地印染於他們的作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