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的文書可靠者少——甲骨與鍾鼎刻辭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為卜辭的問題——鍾鼎刻辭的簡短——毛公鼎——石鼓文——詛楚文——最古的誓誥的總集：《尚書》——今文與古文之爭——最古文書的三類：誓辭、文誥書劄與記事的斷片——《尚書》的時代——《山海經》：古代神話與傳說的淵藪
最古的記載，可靠者很少。所謂邃古的書：“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當然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即《尚書》裏的文章，像《堯典》、《禹貢》之類，也不會是堯、禹時代的真實的著作。又像《甘誓》之類，就其性質及文體上說來，比較的有成為最早的記載的可能性，唯也頗為後人所懷疑；至少是曾經過後人的若幹次的改寫與潤飾的。今日所能承認為中國文學史的邃古的一章的開始的“文書”，恐怕最可靠的，隻有被發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的甲骨刻辭和鍾鼎彝器的記載了。有刻辭的甲與骨，最早的發見在光緒二十六年。福山王懿榮首先得到。丹徒劉鶚又從王氏購得之；這使他異常地注意，更繼續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餘片，選千片付諸石印，名曰《鐵雲藏龜》（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大騷動。有斥之為偽者，但也有知道其真價的。
上虞羅振玉於宣統間繼劉氏之業，所獲益多。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墟進行正式發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東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為我們所知。但這些甲骨刻辭記載的是什麼呢？為什麼會在同一個地點發見了那麼許多的甲骨刻辭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發見了整個楔形泥板書的圖書館是可列在同類的吧。龜板都是兩麵磨斲得很平正的，獸骨也都很整齊。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簡短。究竟一片龜板或一塊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規則的。長篇的記載，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龜板（或一二塊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價值的。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董作賓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裏，曾說起發見刻有“冊六”二字的龜板，且有穿孔。是則把許多龜板穿串為冊子，是很有可能的。羅振玉《殷墟書契菁華》裏所載的骨上刻辭有長到百字左右的，且還是殘文。
這可見殷商文辭不僅僅是簡短若《竹書紀年》、《春秋》般的。從羅振玉諸人以來，皆以甲骨刻文為卜辭。羅氏分此種卜辭為九類：卜祭、卜告、卜、卜出入、卜田獵、卜征伐、卜年、卜風雨及雜卜（《殷墟書契考釋》）。董作賓氏則更加上了卜霽、卜瘳、卜旬三類（《商代龜卜的推測》）。但這些甲骨刻辭是否僅為占卜的記載呢？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製得很光滑的龜板獸骨，是否僅為占卜及記載卜辭之用呢？最近發見的兩個獸頭上的刻辭，都記載著某月王田於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記載著獲得某物的。這當然不會是卜辭。在龜甲刻辭上，有“獲五鹿”、“由於陟，往（缺）獲一”、“畢禦獲一鹿七”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似不是單純的卜辭。或當是殷商的文庫吧，故會有那麼多的零片發見。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後行的事特別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過的甲骨以記載一切。這似都需要更仔細的討論，這裏且不提。
鍾鼎彝器的發見，為時較早；宋代的記載古器物刻辭的書裏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存在著。唯最古者仍當推屬於殷商時代之物。周代的東西也不少。鍾鼎彝器的刻辭，往往隻是記載著某人作此，或子孫永寶用之的一類的銘辭。但也有很長篇的文辭，其典雅古奧的程度是不下於《尚書》中的誓誥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個好例。毛公鼎的刻辭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當是今見的古代器物上刻辭的最長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係刻於十個石鼓之上，記載一件田獵之事的；以“車既工，馬既同；車既，馬既”寫起，接著寫射鹿，獲魚，得雉，以至於獵歸。雖然殘缺不少，但還可以見到其宏偉的體製來。這篇文字的時代，論者不一；或以為是周宣王時代的東西。但今日已證實其為秦代之物。又有詛楚文三篇，也是那個時代的秦國的文章。無論如何，把他們歸到《尚書》時代的文籍裏，當是不會很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