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是每件東西都這麼傳遞，撿得多了，差不多每個官兵的身上都有若幹戰利品的痕跡。有的穿日軍的呢軍衣、呢大衣、翻毛皮鞋；有的吃日軍的便當(飯團)、罐頭、香煙；有的騎日軍的高頭大馬，用日軍的手槍、打火機、指南針、保暖壺，真是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愣眼一看，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簡直分辨不出是國軍還是日軍。
這樣打仗，大家都高興。就這麼一路春風地追。追啊追，追到澧水邊，停住了。
第79軍軍長王甲本望著河對岸的日軍，罵道：
“媽拉個巴子！小日本怎麼不跑啦？”
日軍不僅不跑了，而且在澧水河的岸邊紮下寨來，生火做飯。
“嗯？”第44軍軍長王澤浚摸著山羊胡子，好生奇怪。
敵情馬上報到戰區、報到重慶軍委會。而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不問情由，立即下令部隊停止追擊。
岩永旺在澧水河安安穩穩住了一個星期，中國軍隊的3個軍也老老實實地陪了一個星期。日軍進行對峙是有原委的，而國軍對峙除了怯敵外，別無它因。
戰後，許多中外高層人士對國軍喪失這麼一個圍殲日軍第11軍主力的大好良機，都不禁扼腕痛惜！
按理說，在這次常德會戰中，國軍用在常德方麵正麵戰場上的軍隊有12個軍28個師，約26萬餘人，參加策應作戰的部隊有17萬餘人，合計投入戰鬥的兵力有43萬餘人。而日軍直接參與進攻的兵力僅9萬左右，連同策應作戰和偽軍部隊也莫過10萬多人。從兵力對比來看，是4比1。而且，日軍遠道來犯，國軍嚴陣以待，情勢對中方絕對有利。所以，中國軍隊沒有道理不勝，沒有道理不打過河去。
國民黨軍令部作戰廳官員張秉鈞也指出，國軍處於日軍武漢戰區外圍的第六、九兩戰區，計有兵力10個集團軍、31個軍、104個師，共計100萬人。百萬大軍不要說吃掉澧水河對峙的日軍3個師團，就是“不失時機”，“乘敵抽調轉用”武漢地區兵力於常德方麵時，“攻略敵原陣地”，“端敵11軍的老巢”。
那麼這些戰略目標，怎麼就統統實現不了呢？僅僅是因為國民黨軍委會無能？指揮無方、目光短淺？也不是。
就看看當時中國軍隊的素質吧。
國民黨的士兵來源，絕大多數是抓來的壯丁，薪餉低、待遇差，生活極端艱苦。而且平時缺乏嚴格的軍事訓練，軍紀鬆弛，每遇戰況不佳，就軍心動搖，為了保命而四出奔逃。
士兵如此，官佐中貪生怕死者亦不少。按軍委會的規定，師長距離第一線3至5公裏，軍長8至9公裏，集團軍總司令12至20公裏，這個規定本來離第一線就已經很遠了，但國軍的指揮官們猶嫌不夠，仍然超過此規定的公裏數。軍令部長徐永昌總結時說：各“高級指揮官之位置仍多未能遵照規定推進，每致不能把握戰機，適應指揮作戰。”由於軍師指揮所離前線太遠，前線部隊一旦遭到日軍攻擊，便四處逃散，失去聯絡，不能對敵進行有力打擊。
如第44軍由津澧南移後，軍師之間往往聯絡不上，第73軍在石門被日軍包圍時，各部爭先恐後，隻顧自己逃命，除暫5師外，其餘兩師基本上沒有對日軍反擊就逃散了。至於對石門城內的老百姓，更是沒放在心上，日軍包圍石門，軍長汪之斌“對城內之居民及通信機關事前皆無處置，致招重大之損失”。
還有，本來當時國民黨軍隊的武器裝備就差，再加上平時缺乏嚴格的操練，致使國軍一個師的火力隻能與日軍一個大隊相匹敵。據第六戰區長官部指出，平時“忙於實戰不需要之業務，消耗訓練時間，以致作戰準備不充分”，各部隊之射擊教育尚嫌不足，每遇好機不能獲得充分殲敵之效。”常德會戰中國軍消耗的子彈(步機槍彈)達1700多萬發，按國民黨公布的日軍傷亡3萬左右計算，500多發子彈才能射中一個日軍；如按日軍說的“減員萬餘”來計算，則需2000發子彈才能擊中一個日軍，這是什麼操作水平？天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