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麵臨的最大危機，是如何將資訊轉換為有組織的知識體係。
——卡洛士·芬提斯
偷梁換柱，源出於桀、紂“換梁易柱”的傳說。據說夏桀、商紂兩人都是力大無窮，能夠使鐵成繩狀，能夠使鐵鉤伸直，能夠步行捉猛獸，能夠用手抓飛鳥，能夠拉九頭牛，能夠手托房梁換柱子。後來，就把換梁易柱變成了偷梁換柱了。
如《紅樓夢》九十七回：(李紈)一頭走著，一頭落淚，想著：“……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到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歎！”
三十六計中的“偷梁換柱”的釋文是：“頻更其陣，抽其勁旅，待其自敗，而後乘之。曳其輪也。”意思是說，頻繁地變更敵人的陣形，抽調出它的主力，等待其自行敗退，然後再乘機消滅它。這就是《易經·未濟》中所說的，控製了車輪，也就控製了大車的運行。
偷梁換柱，也可以叫做偷天換日，或者偷龍換鳳。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變事物的內容或事情的性質。運用到軍事上，就是要設法調動控製敵方，然後乘機將其製服的一種計謀。
從此計的本意看，偷梁換柱實施的對象是友軍，是一種如何爭取、控製和兼並友軍的計策。因為此計被列入戰計中，而並戰計劃講述的都是如何兼並友軍的計謀。但本計的正文卻認為，偷梁換柱實施的對象應該是敵軍，即想方設法以假亂真、調動敵人，分散敵人兵力，使敵人主力不能發揮作用，然後攻其薄弱環節，乘機消滅它。
1973年，南方某製藥廠還是一個農場所屬的小藥廠，全廠圍繞著10隻大鍋爐轉，土法熬製中成藥穿心蓮片，一年下來隻有20來萬元的產值。
改革開放，使我們的社會從閉鎖禁錮中跨越了出來，把時代的弄潮兒推向了風口浪尖。這個藥廠運用公共關係這個信息社會的“潤滑劑”和“催化劑”，向舊的經營方式展開了淩厲的攻勢，旋風式地橫掃九州方圓。
他們吸取成功的公關經驗，結合企業的實際，運用公關原理，科學地分析和處理企業所麵臨的各種問題，獲得了公眾對製藥廠的了解、信任和支持。
1982年3月，廠長對外宣布實行產品銷售的“四包”優質服務，即包質量損失、包降價損失、包藥品淘汰損失、包藥品超期庫存損失。沒有想到難題接踵而至，先是國家衛生部門宣布淘汰127種藥物，一箱箱已出廠的淘汰藥品又“回了娘家”，接著是130種藥品調價，使藥廠因此而賠了100多萬元。
然而，巨大的代價使製藥廠贏得了極高的信譽。商業部門當年向製藥廠追加了600多萬元的訂貨，經銷部門更是把與製藥廠做買賣視為保險生意而競相訂貨。由此，製藥廠占領了預定的目標市場，與目標公眾結成了一種永久的關係，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提高了藥廠的知名度。
1984年，製藥廠開國內企業辦體育之先河，獨領風騷，出資“買下”了某足球隊，在合同期內該隊以“××製藥廠足球隊”的名字參加國內、國際足球比賽。此舉一方麵為足球隊解決了經費問題；另一方麵又提高了藥廠的聲望，為工廠做了極佳的廣告。同時，還舉辦了廣州四城市國際足球邀請賽，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知名度。外國的企業家看到此製藥廠有如此的實力，都願與之做生意。此舉雖花費了數千萬元的巨款，但從業績上看，從1984年以來，該廠年產值平均遞增4000萬元以上，從1.2億增至1986年的2.25億，1987年已逾3億，還是很劃得來的。
製藥廠還積極開展公益讚助活動。他們向敬老院、少年蓓蕾劇場、環境市容等單位捐款，並向廣州雜技團贈送藥品。該廠專門設立了文化體育發展公司，決定將3年內所得的全部利潤用於發展廣州的體育事業，還決定將製藥廠年產值的1％用做活動經費。這一係列措施，在有利於社會、有利於群眾的同時，還起到了商品廣告所起不到的作用。
製藥廠的公共關係，講求的是“內求團結，外求發展”的管理藝術。在外部具有良好的信譽和完美的形象的同時，還要追求內部上下的和諧，左右的融洽。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化管理製度是該製藥廠吸取西方“人本主義精神”和東方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結合企業在新時期的實際情況而建立的一種合乎情理的管理製度。這種製度既能尊重和發揮人的個性，又注意培養職工的集體意識，滿足了職工的不同層次的需要，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製藥廠的“文化沙龍”正體現了這種企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