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通中西的大科學家徐光啟三
下麵再對《農政全書》十二目的基本內容作個概略的介紹。
《農本》三卷。農本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自然經濟和自耕農的大量存在是它的客觀基礎。農本思想的核心是把農業看成國家最重要的經濟部門和主要的財政來源，把農民當作主要的統治基礎和人力資源。這一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萌芽，到戰國時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先秦諸子中的儒家、墨家、稷下學派、李悝、商鞅、韓非以及漢初的賈誼、晁錯，都非常重視農業，堅持“農為政本”的主張。重農思想作為主導的經濟思想，一直貫穿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到明清兩朝沒有根本的變化。素來抱有富國強兵理想的徐光啟，繼承了傳統的重農思想，認為隻有“務農貴粟”，才是國家的“根本之計”。“古之強兵者，上如周公、太公，下至管夷吾、商鞅，各能見功於世，彼未有不從農事起者”。基於這種認識，《農政全書》開卷即言農本。首半卷《經史典故》列舉了《五經》和史書中重視農業生產的言論和史實；一卷半《諸家雜論》摘引了《管子》、《呂氏春秋》、《亢倉子》、《齊民要術》等書的有關章節；第三卷全文收錄了明人馮應京的《國朝重農考》。這些都是為了證明以農為本在中國有悠久的曆史和深厚的社會基礎，提醒人們關注農業問題，抓好農業生產，為國家富強社會安定打下堅實的根基。然而與古代農本思想重本抑末不同，生當晚明的徐光啟堅持重本卻並不抑末，反而提倡發展工商業，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的經濟要求，使他的農本思想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田製》二卷。一卷是徐光啟自作的《井田考》，對西周井田製的劃分方法進行了細致的考證，其中對西周度量衡與明代度量衡換算方法的確定十分精彩。另一卷引錄了王禎《農書》田製圖說的全文。他認為，王禎作詩的水平要比農學的水平高，他的農學遠遠趕不上《農桑輯要》的編者苗好謙、暢師文等。
《農事》六卷。其中《營治》二卷介紹了《齊民要術》，陳、王禎兩部《農書》和《農桑輯要》中關於墾殖、收種、播種、中耕、除草、灌溉種種農田管理措施。《開墾》二卷引用了諸葛升、汪應蛟、沈一貫、耿桔等人關於開荒墾田的文章，還錄入了徐光啟自己的《墾田疏》。徐光啟有親自墾荒的切身經曆，對如何開辟荒蕪土地變為良田，增加國家收入有精辟的見解。他在這裏補寫的兩段文字，即移民墾荒時“主客”關係的處理和墾荒前的準備事項，對指導墾荒很有實際意義。另有《授時》、《占候》各一卷，分別采自舊典章舊農書和老農經驗。
《水利》九卷。徐光啟十分關心水利問題，在《農政全書》的凡例中他便說：“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則無田矣。”另外，從本目在《全書》所占的比重也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其中《西北水利》一卷，《東南水利》三卷、《浙江水利》一卷、《灌溉圖譜》、《利用圖譜》各一卷、《泰西水法》二卷。在這些章節中，不但有對用水理論的探討，有水利器具的製作和使用方法，還有改善地方水利的具體意見。《西北水利》主要摘錄郭守敬、徐貞明的著作，範圍包括西起甘肅，東至河北、山東的整個黃河流域。《東南水利》主要針對太湖流域，輯錄資料的來源是宋人範仲淹、元人任仁發和明代的吳恩、夏原吉、徐貫、耿桔等人的著作。《浙江水利》主要談論浙東紹興、上虞、寧波一帶沿湖築堤蓄水工程。《農政全書》的灌溉及利用圖譜，錄自王禎的《農書》。徐光啟對取水工具寫下不少評注，表明他對這些工具器械作了深入的研究。《泰西水法》是徐光啟與傳教士熊三拔合譯的著作，介紹了一些西方的水利學原理和工程知識，其主要部分也被選入《農政全書》。
《農器》四卷。摘自王禎《農書》，介紹了常見農用工具的質料、形製、構造和用途，有較高的實用性。
《樹藝》六卷。包含《穀部》二卷、《蓏》一卷、《蔬》一卷、《果木》二卷。大都是彙集以往農書中的材料，介紹了各種作物的特性、用途和種植方法。書中特別強調選種，說“種蔬果穀蓏諸物，皆以擇種為第一義。種一不佳，即天時、地利、人力俱大半棄擲矣”。在說到甘薯時，書中充實了不少新材料，是徐光啟寫《甘薯疏》時征集到的。他指出了甘薯的十三個優點，認為此物易種高產，應大力推廣。“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糧，民間漸次廣種，米價諒不至騰踴矣”。
《蠶桑》四卷。有《養蠶》、《栽桑》各一卷，《蠶事圖譜》二卷，亦是采自王禎《農書》，介紹養蠶植桑的注意事項和養蠶工具、繅絲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出了“連冷盆”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