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管窺(一)(1 / 3)

關於轉型期曆史研究的思考——兼與唐德剛、耿雲誌先生商榷

曆來研究中國曆史大抵分為通史和斷代史兩大塊。研究通史主要著眼於曆史發展線索和分期分階段以及重大曆史事件與人物;研究斷代史也多用力於本朝的興衰治亂,但對於統治權更替或社會巨變等轉型期的曆史則注意較少,其實轉型期的曆史是曆史發展全過程中最富內容,最值得著眼的重點。

什麼是轉型期?這是近年來在討論轉型期曆史時,為較多人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曾有各種大同小異的說法,這裏僅舉二例:一位是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教授,他在論述中國近代前期70年轉型期曆史的專著——《晚清七十年》一書中,曾有所界定。他認為,“在曆史的潮流裏,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既是“瓶頸”,那麼在曆史潮流夾泥帶水順流而下時,必然會發生淤塞現象,曆史本身就要求衝破淤塞而發展。唐教授解釋這種衝出“瓶頸”的程序是,“在哲學上叫做‘突破’,在史學和社會學上則叫‘轉型’——由某種社會模式轉入另一種社會模式,以圖繼續發展”,並將轉型限定於政治社會的轉型。另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雲誌研究員,他在《史學月刊》主辦的“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筆談”上,曾經作過如下的界定:“所謂轉型,無非是指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乃至信息社會;由以鄉村為主體的社會轉入以城市為主體的社會:由以家族與宗族為基本結構的社會,轉入現代的以個人及由個人的種種組合(職業的、團體的、社區的等等)為基本結構的社會;由封建專製的社會轉入現代的民主社會;如此等等。”

對於這兩位學者的說法,我認為尚需對轉型期的限度作進一步的探討。唐先生曾說:“政治社會的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各項相關事務和製度的轉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喪製度、財產製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轉變程序要曆時數百年才能回複安定。”唐先生把中國政治社會製度的第一次轉型定在秦始皇的“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的大舉動上,而這種從封建製轉到郡縣製的轉型模式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因為隻有在這個時候,才“在西方文明挑戰下,我們的傳統製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製度大轉型”。而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被唐先生名之曰“曆史三峽”,於是他接著說,“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曆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曆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曆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耿雲誌先生在他的筆談中也認為:“要實現這種轉變是一個非常長期的曲折的複雜的曆史過程”,並認為中國近代轉型期“已走過160多年曆程”。

我反複思考了兩位先生的論述後,不由得產生一些疑問。是否隻有社會政治製度的變化才是轉型?轉型期是否有一定的時間段落?是否曆史總是一個轉型接著另一個轉型地延續著?如果按唐先生的說法,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僅隻有兩次轉型,是不是太大而化之了?而轉型期的延續動輒千百年,豈不又太長了些?如此說來,一部中國曆史豈不成為一個轉型接著另一個轉型的轉型史了嗎?如果按耿先生的說法,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已經“走過160多年的曆程”,那麼1949年那次社會製度天翻地覆的轉變,算不算轉型?由此,我對轉型問題也產生了一些想法。

我以為,所謂轉型期的含義,不僅隻是社會形態、政治製度和社會結構的轉換所發生的各種曆史性變化,即使是同一社會形態下的政權轉移,即朝代與朝代間的更替,也應是一種轉型。如在唐先生所舉的兩次大轉型期的兩千多年間的宋元間的300年,亦應是經曆了一個轉型期。這300年間有4個朝代交錯更替,整個社會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民情,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前有遼、北宋、西夏的三足鼎立,後有金、南宋、西夏的依次對峙,這兩個大三角所發生的不停轉型,其產生的變化,正如唐先生所說那樣,是激烈而痛苦的曆程,終於以元的統一而衝破了這個“曆史的三峽”,走向一種正常運行的曆史軌道。難道說這300年不是轉型史嗎?至於中國近代史開端的那次大轉型所顯示的各方麵變化,更為突出。我在《專論中國近代曆史轉型期的某些變化》※1一文中曾有所論及,這裏不再贅述。我以為,隻要有許多方麵發生值得注視的明顯變化或突變,甚至巨變,那就應視其為轉型。這樣,轉型期曆史的研究自然有其重要意義。

對於轉型期是否有段落,我讚成唐先生的“瓶頸”說法,就是從淤積阻塞到被衝破順流而下這一過程就是轉型期,而不同意一個轉型接連下一個轉型地連續不斷。唐先生在這方麵的論述似有自相矛盾之處,他提出自秦始皇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製度出現了“第一次大轉型”,一直到鴉片戰爭才被迫做了有史以來的“第二次政治社會製度大轉型”,這樣一來,這個轉型期豈不長達兩千餘年。但在同一頁中他又說:第一次大轉型從“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似乎轉型又是有期限的。他對第二次轉型,也設置了一定的期限,認為在正常情況下,“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意思是“大致也要曆時兩百年”。但是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一書,專門寫的是轉型史,寫到辛亥革命就戛然而止,顯然又把辛亥革命視作另一轉型的開端。辛亥革命結束兩千多年封建專製體製,開啟了民主共和的新局麵,的確有其轉型的價值,如此看來,轉型期似乎應有段落。因此,耿先生的“160多年的曆程”,是否在1949年亦可增劃為另一轉型期?

如果轉型期曆史脫離了通史和斷代史的傳統軌道,那麼應該怎樣寫這段曆史呢?轉型期的曆史往往比較紛雜,有的還是長期遭到漠視的。如10世紀至13世紀的中國,是遼、宋、西夏、金4個政權縱橫交錯,並不停地轉,而且一轉百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民族、風情,無不發生變化,真是頭緒雜亂,色彩繽紛,一般史家也多以其有難度而不願過多地涉及,特別是對西夏史事,更少論述。然而,近讀一位史學圈外的工程師張貴祥先生以10年之功,把這300年的轉型史理得清清楚楚,寫成近百萬字的《大三國演記》※2。作者的寫法是以編年為經,以記事本末為緯,以事係人,傳其生平,構成一幅立體的曆史圖卷,於事於人,各有論讚,並多有新見,令人一讀即能把握這300年轉型曆史的全貌。唐德剛先生的《晚清七十年》雖有些問題,尚可商榷,但他以轉型史的眼光,俯瞰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這70年的近代曆史,沿著太平天國、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八國聯軍,一直到辛亥革命等諸重大事件為脈絡,論述了中華民族所麵臨的曆史巨變,並把這種種巨變放到轉型期曆史的視野下來審視,就比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按幾個高潮來論述,顯得更為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挖掘得更深入些,開拓得更廣闊些。另外,也有人有意無意地在轉型期曆史中選擇某一專門領域的轉型變化,來進行微觀的研究和著述。如對明清間轉型期中的文人結社問題的研究與編寫,早的如史學家謝國楨先生所著《明清之際黨社考》,把文人結社與明清之間政治轉型等聯係起來。近年有何宗美先生所著《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一書,比謝先生更明確地體現出人們的目光已注重研討曆史轉型期所發生的大大小小問題。何先生在該書的《緒論》中曾申說其研究思路:“將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置於易代之際特殊的曆史時空和社會背景下加以觀照和考察,力求同當時的政治變革、思想流變和文學發展等複雜因素聯係起來,宏觀地、多維地探討他的興衰變化和運作特點,並進而揭示文人結社對這一時期政治、思想、文學等方麵產生的應有影響。”

作者雖然沒有提出轉型期曆史這一概念,但他實際上把曆史長河曲折轉彎處隱沒在水下的冰山探測了一角。他的導師陳洪教授特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便以《探測水下的冰山》為題,肯定其研究的價值。這種研究和編寫對轉型期曆史的深入研究與編寫有著啟發和借鑒的意義。研究和編寫轉型期曆史,的確為史學研究與編寫開辟了一條新的通衢大道,它讓史學研究與編寫有可能擺脫已傳承千百年的陳規,也來轉轉型,讓史學家們更善於觀察隱匿在曆史長河下的奇觀珍景,編寫更多的轉型史,以豐富中華民族的曆史內涵。

(《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7期)

夢溪先生文席:

您好!

《中國文化》已於日前拜領,所刊大作《論國學》一文,正應時所需。因視力甚差,曆時一周,始將全文讀畢,獲益滋多。總感覺當前之“國學熱”似不正常,但亦說不出所以然來,加以高年目眊未能廣覽諸賢讜論,難以著文論述。謹陳愚者一得,奉請指教!

1

最近“國學熱”甚囂塵上,有提倡讀經的,有開辦私塾的,有上書在中小學課本中多加詩詞曲賦內容的,有辦國學講座的,有大學設國學院的,甚至某大報也專設國學專版,國學大師的帽子到處亂飛……這些都使我有點頭暈目眩,好像又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似的。讀了大作,腦中有了點條理,總算領我走出了迷霧。

2

我不敢反對國學,但我不讚成“國學熱”。祖國的優秀文化傳統應該珍惜、繼承、弘揚,但不能一哄而起。“跟風”是我們的“國病”。千萬不要把所謂國學當做補廢救弊之靈丹妙藥。

3

究竟什麼是國學?我請教過幾位俊才碩彥,也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定義,可能誰也說不清。有人說國學就是“中國學”,聽起來像是外國人說的話。有人說國學是國故學的簡稱,國故學是20世紀初與國粹學相對的詞語,比較有道理,也有人用作書名的,如《國故論衡》、《國故學討論集》等等。有人說國學指儒學,似乎狹隘了點,至少國學中有儒、道、墨、佛……諸子百家。有人說國學指中學,與西學對稱,並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據。但亦不盡然,《四庫全書提要》應說是國學的經典,但其中史部地理類所收有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子部天文算法類收有利瑪竇的《乾坤體義》、熊三拔的《表度說》和陽瑪諾的《天問略》等西人說西學的書,不僅隻有中學。

4

猛然想起宋儒朱熹曾經有兩句話:“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探求轉深沉。”話說得很準確,不愧為一代大儒。朱氏所說的舊學,指的是在他以前的優秀傳統文化(國學),而正在隨時代吸收的則是新知。舊學對新知,畛域分明,比更多對國學的解釋都簡明。清代大學者汪中深明此義,所以將他讀前此傳統學問的心得之書,名為《舊學蓄疑》,亦是一證。舊學之名,覆蓋廣,界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