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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對國學作了明確的詮釋說：“蓋國學有寬窄兩種義涵，寬的就是胡適所說的，凡研究一切過去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也就可以簡稱為國學，後來大家普遍接受的國學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的說法，其實亦是比較寬的義涵。國學窄一些的義涵，應與經學和小學聯係在一起。”說得已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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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對國學的詮釋說“中國學術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十分精當簡要，避免了“廣泛籠統”之弊。有人把讀三、百、千、千都劃入國學範圍之內，未免褻瀆了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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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有些盛世危言，值得鼓掌。如說：“如今曆史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在揚榷古今，斟酌中西，權衡利弊之後，主張‘籠統廣泛’的國學應該緩行，少行，有時亦可不必行，庶幾不至於有背統趨新之嫌罷。”旨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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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為中國學術（即所謂國學）之主要載體，舍此旁求，無異緣木求魚。四部之學曆千餘年而使學術條理化。中國是條理學術文獻最早的國家，《尚書》有典、謨、誓、誥之分，《左傳》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說。孔子教育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教學內容是禮、樂、射、禦、書、數。孟子分學術為儒、道、墨三家。莊子分天下學術為七派，荀子則概括條理學術文獻原則為“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和“以類行雜，以一行萬”。韓非認為隻有儒、墨兩家，但其下又雲：“儒分為八，墨分為三。”至於學術典籍之條理，則始於劉中壘父子，其《別錄》稱：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魏晉時代由於典籍狀況發生重大變化，如社會的政治與軍事動亂以致典籍散佚，史部典籍因數量的劇增而脫離經部獨立。於是西晉荀勖將典籍條理為甲乙丙丁四部，編成《中經簿》，以備參稽，惟其次序為經子史集，此為中國學術的初設架構。東晉李充再編《中經新簿》，將乙丙位置掉換，於是經史子集之次序始定，而猶未以經史子集為名。直至唐初為前朝編史，學術諸端，並入《隋書·經籍誌》，而以經史子集冠名四部，成為學術條理之定名，直至清編《四庫》、近年編《善本目錄》時，仍加沿用，是中國學術之為四部之學，定矣！乾嘉史學重鎮錢大昕有《經史子集何昉》一文，收《潛研堂集》中，可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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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之“一點設想”有雲：“建議中小學生的課程設置增加國學一科名稱就叫做《國學》，內容以六藝為主，就是孔門之教，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使我想起六十年前的往事，1947年，我大學畢業的第二年，應聘到天津新學書院（相當於中學）去教書，除了教高初中的史地外，校長還要我為高二開“中國文學史”和為高三開“國學概論”兩課。當時按教時發實物工資，為了稻粱之謀，硬了頭皮接下來，於是利用暑假積極備課，“中國文學史”課用的是張長弓的《中國文學史新編》，“國學概論”課用的是汪震等編的《國學大綱》（錢穆等人的書太深，不適於中學生），教了一年，效果很好，不僅學生得到國學輪廓，知道孔孟之道，詩經楚辭；對我亦至今尚在受用。這點實踐，比之於瞎起哄，亂炒亂刮風，似乎有實效得多，是否可供參考？
10
去年底天津教育發展基金會為中學老師舉辦國學係列講座，要我作第一講。我答應，但提出兩條件：一是講座名稱應改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係列講座”，二是第一講的題目是“論經史子集之學”，並為題“師之道”三字於入場券，以示這是為師之道的基礎知識。不意此舉與大作主張不謀而合，甚快！瑣語拉雜，呈教。
大方專此順頌
年釐
來新夏拜上
2007年1月21日
（《今晚報》2007年5月15日）
地方誌為中國文獻之大宗，其數量之巨，門類之廣，傳承之久和庋藏之富，在文獻領域中，幾無能與其倫比者。舉凡一地之自然環境、政事舊聞、經濟物產、文化藝術、風俗民情、名勝古跡等，無不包容，實為百科全書式之地情書，而與文學研究尤多關聯，今擇數例而辨析之，供治文學者參考與采擇。
一
地方誌設置門類繁多，有多至數十類者。其所記錄資料，多有裨於知人論世。所以宋人司馬光在為《河南誌》所寫序言中說：“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裏、山川、津梁、亭驛、廟宇、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跡、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其中除藝文與詩文等類載有詩文著述，可直接備采錄外，其他名勝、古跡、人物、方言、風俗，亦多與文學有相應關聯，即使地理、氣候、奇聞怪事，亦可作創作文學作品之背景資料。是以宋人王象之在其所撰之地方誌名著《輿地紀勝》一書稱：誌書應該是“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寥寥數語，盡括方誌與文學創作之密切關聯。即使一些鄉鎮小誌，也有多門與文學有關。如《澉水誌》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村鎮誌，宋海鹽人常棠受人囑托所撰，雖名8卷，實僅44葉。全書15門，與文學有關聯者有山、水、坊巷、亭堂、橋梁、寺廟、古跡、物產、碑記、詩詠等共10門，占2／3門類，治文學者，豈能忽之？
二
地方誌中選舉、藝文各誌及附錄詩文輯錄、人物傳等，均可備作品存佚與作者生平之征考。古今文人的生平資料大多苦於難求。有些人在當時由於地位顯赫，成就卓著，生平事跡易見，而獲流傳後世；但也有些人雖聲名不顯，而頗有成就，惜未被時人所認識和重視，以致遭到埋沒而事跡不彰。一旦其作品為後世人們所認識，甚至獲得很高評價，而其個人資料卻難以滿足需求，地方誌往往是這方麵的解答者。前幾年曾有一位德國留學生問及《封建論》作者的生平資料。我因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評法批儒”，所以非常熟悉《封建論》及其作者柳宗元，於是當即為這位留學生講述了柳宗元的生平，並認為外國人研究漢學的基礎太差。不意這位留學生立即申辯，說他問的不是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論》，而是他從《古今圖書集成》中看到的明朝一個名叫柳稷的作者所撰。這一意外使我瞠目以對，隻好婉請寬以時日。經查《明史》、明代幾十種傳記以及《中國人名大辭典》等等，都無所獲。最後從《明清進士題名錄》中找到柳稷其人，但隻注明柳稷是“明正德三年進士，南充人”。雖然很簡單，但“南充人”三字卻給了我一條極重要的追求線索。終於我在四川《南充縣誌》中，索得柳稷完整的生平資料，不僅有柳稷的生平簡曆，而且還收有他的著述。這個問題證明地方誌中，常有他書所不載而能補缺的資料，值得引起重視。
三
研究和創作文學作品，無一不需要了解地域和時代背景。地方誌由於其包羅較廣，極利於研究和創作之取用。遊記文學為眾多作者創作文學作品領域之一，中華大地有諸多名勝古跡，可備文人學士筆墨所及，而記載形製、景色最具體而完備者，則莫過於地方誌。如陝西是曆史上13個王朝的建都之地，人文古跡，星羅棋布；自然景觀，多具風姿。名山有華嶽、終南、太白、驪山與橋山。名水有涇渭河洛。名陵有黃陵、秦陵、漢陵以及唐十八陵。名寺有法門寺。名塔有大雁塔。名碑有大小碑林，其具體描述均見於有關各地方誌。在舊誌中尚有不少專門記載名刹古寺，秀山勝水，宮殿園林有關的風景、事跡、傳說和詩賦的專門性誌書。如孫治的《靈隱寺誌》、畢沅的《關中勝跡圖誌》、趙之璧的《平山堂圖誌》以及雲南的《雞足山誌》等，都有很多可作寫作背景的參證資料。所以清乾嘉時著名地理學家李兆洛在撰安徽《鳳台縣誌》後，即在所寫《古跡誌序》中，稱一部誌書“可以見時會之盛衰，地勢之險易，陵穀之變遷，政治之得失，風俗之淳薄。以之斟酌條教，風示勸懲，覽一隅之天下，其所裨甚巨”。由此可見地方誌提供背景資料之作用。
四
少數民族文學是文學研究與創作的重要領域之一。可是，由於對少數民族的族情與習俗不太熟悉，因而涉足其間者較他領域為少。而地方誌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誌書，則有大量可資參閱的內容。如雲南有許多方誌中設有《種人誌》，介紹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民族風情等情況，如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苗族的踩花節，傈僳族的刀杆節，都有濃鬱的民族色彩。其中如《潞西縣誌》對傣族土司集團及其成員的服飾、居住、飲食、行走等，都作了生動而具體的記載，可看到曆史上芒市土司集團的衣食住行狀況。又如記土司統治阿昌族的基層政權稱“撮”（相當於鄉）。“撮”下設“嶽尊”一人，由土司派漢人輪流充當，為土司催守官租雜派。如此可為研究和創作少數民族文學者提供若幹基本知識。
五
遺詩佚文的搜集，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方麵和進行創作的一種借鑒。有些詩文既不見收於總集，亦未刊行和流傳於別集，以致難以查考。而地方誌中的藝文、金石、人物、方言、風俗、詩文輯錄及名勝古跡之題詠吟唱，往往留有這些作者的篇什，為修誌者所彙集，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如當前流行的“牽手”一詞，即出台灣原住民之方言，據劉良璧的《重修台灣府誌·土蕃風俗》中即記男女相求，以竹及銅片製成口琴，吹之相約，以通情好，“當意者始告於父母，置酒邀同社之人，即成配偶，謂之‘牽手’”。清人周凱所撰《廈門誌》世稱名誌，其《藝文略》所收五七言詩即達86首之多。因為方誌資料與文學有重要關聯，所以清代著名方誌學家章學誠就提出三書四體之說。他把“三書”提高到三家之學的地位，他說：“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其中《文征》一書，就是有關一方不能並入本誌的奏議、征實、論說、詩文、金石等，遂使論述與資料相輔相成地結合起來，給後世留下文學上的研究資料。有些民間流傳而少見記載的民間謠諺，如崇禎《吳縣誌》即載有明末農民遭天災人禍的民謠12首。其中有一首是反對稅官的：“四月水殺麥，五月水殺禾，茫茫阡陌殫為河。谘爾下民亦何辜，仰天天高不可呼。殺禾殺麥猶自可，更有稅官來殺我！”以之作為創作素材的文學蘊藏，自當不言而喻。
六
地方誌中尚有一種風土小誌，被《四庫全書總目》稱為“方誌之支流”。這些小誌主要記一地物產民風、逸聞瑣事、人物生平等。既可資鄉土掌故之談助，又可供文學研究資料之采擇。其數量極多，遠之如梁宗懍的《荊楚歲時記》；至宋時已有多種小誌，如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開封地方的風俗、人情、物產以至街頭商業等情況甚詳。其他如《都城紀略》、《夢粱錄》和《武林舊事》等等，也大多類此。近之則明清以來名作迭出，而有清一代，茲體愈益發展，幾乎各地多有其書，特別是一些大城市和省份甚至不止一種，舉例如次：北京：《宸垣識略》、《藤蔭雜記》、《燕京雜記》、《京師偶記》、《京塵雜錄》。天津：《津門雜記》、《天津政俗沿革記》、《敬鄉筆述》、《天津皇會考》。上海：《瀛壖雜誌》、《甕牖餘談》、《淞濱瑣話》、《淞南夢影錄》、《滬城備考》。蘇州：《中吳紀聞》、《清嘉錄》、《桐橋倚棹錄》、《居山雜誌》、《吳乘竊筆》。杭州：《東城雜記》、《杭俗遺風》、《清波小誌》、《湖儒雜記》。南京：《鳳麓小誌》、《秦淮畫舫錄》。福建：《閩小紀》、《閩雜記》、《閩遊偶紀》。廣東：《廣東新語》、《粵述》、《嶺南雜記》、《粵遊小誌》。四川：《蜀難敘略》、《蜀都碎事》、《蜀碧》。這些小誌，有相當數量，難以窮舉，其內容設置門類繁多，敘事詳盡具體，可供采擇處，俯拾皆是，實為不可忽略的資料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