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患貧為甚，誠如來教，安得有生財之道？然若中外一心，變通挹注，亦尚不無可商，何至較及錙銖，為委瑣之下策，而非徒無益耶？（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致李星沅函）
當時，曾有人醞釀以贖鍰的辦法來解脫林則徐的遣戍生活，但都被婉辭。林則徐在致金安清的信中表示感激之餘，也無所忌憚地吐露出對清統治者那種批其逆鱗的看法。這是在公開文字中甚難見到的一種文辭。信中說：
惟念弟獲咎之由，實於尋常迥異。即前此輾轉播遷之故，尊處當亦聞。雨露雷霆，惟待天心自轉。與其批龍鱗而難測，莫如聽馬角之不生。（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三日致金安清函）
道光二十六年，林則徐釋回後，雖然在若幹方麵失掉些銳氣，但對船炮建設這一海防思想仍未放棄，他還隨時留意，並在一封信中作過詳細地詢問說：
前次足下委付江南監造戰船，未識如何造法。並曾否經手鑄炮？所鑄是否即照洋中銅炮？每位斤重若幹？費用幾許？口門多大？能放多遠？並祈詳悉開載，以廣見聞。（道光二十七年春致玉溪函）
在這批藏劄中，我們還看到林則徐曾注意到文化方麵。一封是與貴州大定知府黃宅中討論黃所主纂的《大定府誌》，從而連及修誌義例，首先，他就由滇辭官回籍途中，對《大定府誌》“反複尋繹”後而提出推重之詞說：
深歎編纂之勤，采輯之博，抉擇之當，綜核之精，以近代各誌較之，惟嚴樂園之誌漢中，馮魚山之誌孟縣，李申耆之誌鳳台，或堪與此頡頏，其他則未能望及項背也。
他的評論是否有溢美之處，可以再進一步研究，但至少可知他涉獵方誌的廣度。函中所說三部近代名誌指嚴如熤的《漢南續修府誌》、馮敏昌的《孟縣誌》和李兆洛的《鳳台縣誌》。
其次，林則徐對如何為誌書寫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
竊念弁言之作，原為全帙提綱，如敘中於書之體例有脫漏者，應請就稿酌添，有觸背者亦祈酌易。總使作者之意盡宣於敘者之言，俾讀者觀一敘而會全書之宗旨，乃為訴合無間。
甚至對刊本誤字也加指陳說：
現在刊本未免尚多錯字，希囑細心者重校一過，逐加修改，更可以廣流傳矣。（道光二十九年致黃宅中函）
這些意見對當前編修新誌工作也有可資借鑒之處。
另一封則是抨擊時文誤人，信中說：
所謂學者，無處而非集益之資，不拘拘於時文試帖也。向見埋頭貼括者欲敘半點小事亦不能明晰，無怪老輩以為社稷蒼生晦氣也。（道光二十九年致畢星樓函）
從這些選錄的若幹則例證可以說明這批藏劄是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
三
林則徐的書劄手跡除了史料價值外，還是值得珍藏的書法藝術品。從時人多求書寫屏扇等物可以推知他的書法已有一定的聲譽與定評。林則徐對書法理論自有主張，早在道光七年，他就在《跋沈毅齋墨跡》中主張由學唐人入手。他說：
“初學臨摹輒舍唐人矩範而躐等於鍾張羲獻，是猶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臥必矣。”（《雲左山房文鈔》卷四）
林則徐也很喜歡為人作字，在書劄中也常見他談及應人之請而作書的事，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滯居西安時致劉建韶（聞石）函中即可見其寫件之多：“日來紙幀便麵堆積幾案，腕下尚未能稍稍清整，日內容當為之也。”
及由西安登程赴戍時，隨身所帶除圖書外，尚有“公卿求書綾絹宣紙”（郭柏蒼《竹間十日話》）。在西戍途中，據日記所載，幾於無日不為人書字。待居戍所則書事更多，所書“遠近寶之”。“不數月縑楮一空”，“手跡遍冰天雪海中”（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正由於有較多的實踐活動，致使林則徐的書法日臻精美。釋回以後，雖職任煩重猶書寫不輟，道光二十七年由陝赴滇督任途次致劉建韶函中曾言其事說：“弟沿途補還陝省筆墨之債，不下百數十處，而尚未能掃數就清。前有數件囑送台寓轉交，想承分致。茲又有三件乘戈什哈回陝之便仍送尊處代交，惟尚有折扇數柄未及書就，容再覓便寄陝可耳。”
從這批藏劄看，前期書劄尚欠圓潤，結構行筆也略嫌粗澀，鴉片戰爭時期的書劄頗見進益；至西戍後則純熟流利，點劃結構俱合章法，信筆渾成而無造作，可稱方家。所以從書法造詣上也可判斷出作書的大致時間。這些藏劄的遺存應視作書法寶庫中的藏品。
四
故宮藏劄六十餘通雖有見收於以往印本者，但現在一般藏者已甚少入藏，研究者也難搜求。故宮博物院為紀念林則徐這位近代愛國者誕辰二百周年，特將所藏這批書劄全部進行整理、釋文，手跡中除個別殘簡，既難考訂時間、受者，又並無實際內容者外，經選出一部分予以影印，交紫禁城出版社彙集出版。
這批書劄的受信人有張祥河（詩舲）、郭尚先（蘭石）、陳壽祺（恭甫）、沈維鉸（鼎甫）、李星沅（石梧）、金安清（眉生）、劉建韶（聞石）、葉申薌（小庚）、潘曾瑩（星齋）、潘曾沂（功甫）、黃宅中（惺齋）和沈葆楨（翰宇）等。他們都是當時的知名之士，與林則徐有一定的交誼和至親關係。這批藏劄中以致劉建韶者為最多，函中內容也最豐富，足征彼此之間契合之情。劉建韶字聞石，福建長樂人，林則徐鄉試同年，曾應邀教讀林氏諸子。林則徐從政後，原籍家事多委托代辦。後成道光十五年進士。道光二十一年任陝西孝義廳同知。林則徐西戍途次及回陝赴滇均與劉有聯係。致劉信劄除這些外，其他藏者尚所在多有。
全書編次大致以受信人為類，再以寫信時間為次，其難於歸屬或有內容而無受信人者，也粗考其近似年代編列於卷末。所附手跡影印於釋文之後，便於讀者使用。
這批藏劄的出版，為林則徐的研究增添了新資料。我在檢讀全部藏劄之餘，不禁盛讚故宮博物院主政者的通達，感謝整理者的辛勤；而且也馨香默禱有更多的藏者，或單行，或聯合，聞風而起，出其寶藏以應世，讓我們的信息時代獲得更多的曆史信息！
半個世紀以前，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每逢“六三”禁煙紀念日，總會談到這樣一位重要曆史人物，他就是以清除鴉片毒害而震驚世界的林則徐。他的偉大業績不能不引起我想更多地了解他，這一願望直到40年代讀大學時才得到實現。那時，我讀到一本由魏應麒編寫的《林文忠公年譜》，可惜這本書內容不夠充實，讓人感到如此重要人物，卻隻有這麼薄薄一本譜傳，似難相稱。
50年代之初，我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重檢魏編，益感有拾遺補缺及訂訛糾謬的必要，遂采取書頁簽條辦法，讀書凡有所遇，就在魏著有關書頁上標注粘列，積之日久，行間已滿，無從著筆，乃另求一本，如法炮製，一書又滿，遂決心重編林譜。適當其時，中華書局將《林則徐集》全稿送我審讀，其內容繁富，可供采擇者俯拾皆是。此不啻助我之信風，於是《林則徐年譜》的編纂乃得揚帆啟碇。
60年代，我被投閑置散，終日皇皇，憂思愁慮，束書不讀，沉湎煙酒，行之經年，意興蕭索。自忖若就這樣混過餘生，實有未甘；審視案頭林譜殘稿，亦難以割棄。一日，忽仰屋而思，林則徐偉業被冤，萬裏赴戍，猶遍曆荒漠，為民造福，寄情詩文，怡然自得，我何得自廢如此？於是煥發精神，重理舊業，蟄居鬥室，伏首書案，曆時年餘，終成《林則徐年譜》初稿三十餘萬字，複檢校群籍，細加訂正，清為二稿。當時因難付棗梨，隻得貯之敝篋，不意在“文革”之初，清稿竟遭丙丁之厄。不久，我被遣放津郊學農，家具衣物多以低價處理，而殘篇斷章皆捆載偕行。《林則徐年譜》幸存草稿，雖紙斷箋裂，點劃斑駁，字句猶能辨識，於是在耕餘燈下再加清正，遂成三稿。居鄉彈指四年，蒙恩召還故園，身處逍遙，《林則徐年譜》又得參校訂正，是為第四稿。計檢校圖籍凡一百六十八種，成文三十四萬餘言。時事紛擾，何敢言出版，唯效顰司馬遷，作名山之藏而已！
80年代，百廢俱興，《林則徐年譜》終於在上海問世，新知舊識，頻加音問，慰我辛勞。我也如釋重負，似乎覺得已無愧於先賢的偉績，也無負於當年的私願。尤感欣喜者，廈門大學楊國楨先生所撰《林則徐傳》也同時在首都出版。我居北而譜印於南，楊居南而傳梓於北，一時有“南傳北譜”之說；又有以出版者地屬南北而有“南譜北傳”之說。說法雖異，而一譜一傳，將使林則徐之行事益彰。
拙編雖自以為廣加采錄，而陸續出現新資料仍時有聞見，除隨時自加采登訂正外，友朋補缺正誤之件複紛至遝來，如譜載林妻鄭氏卒年據魏編訂為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山東圖書館駱偉先生將館藏海源閣藏劄中林則徐致楊以增函一件見告，其中明確記載鄭氏卒於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訂正了傳統臆說。又如林則徐謝世月日，史傳均作十一月，拙編據悼恤諭、遺折等定為十月十九日。後據林氏後裔福州林紀燾教授函告：林則徐文藻山舊家木主牌內載林公生卒年為“生於乾隆乙巳年七月二十六日子時，卒於道光庚戌年十月十九日辰時”，所說乃得確證。故宮藏有林則徐手劄七十餘件，幸得劉北汜、劉九庵諸專家多方關說，俾我通讀。後複俯采愚見，將全部手劄影印成冊，倩我弁言，使林則徐手跡流傳海內。陝西蒲城中學劉仲興老師素昧平生，遠道抄寄王鼎墓誌石刻原文，借以訂正王鼎卒年。林則徐後裔子東女士及福州市文管會楊秉綸先生均告以世傳《文忠公年譜草稿）疑非真品。華東師範大學吳格、蔣世第二先生，蘭州師範大學朱太岩先生及福州文管會官桂銓先生等均見贈書劄、詩文鈔件及拓片等；域外友人日本愛知大學圖書館館長石井吉也惠寄林則徐手書楹聯複製件。其他或商榷是非，或提供線索，或假以圖籍，或出示家藏，諸友盛情，實難盡述。於是增訂意趣，油然而興。遂摒絕俗務，一意增訂，眾擎易舉，時僅經年而全書告竣，計參閱書刊達二百二十九種，較原譜增益六十種；成文四十五萬字，較原編增近十萬字。書成之日，反複摩挲，情難自已，遂快飲佳醪一盅。迨頭腦清醒，細讀全書，猶有未盡如人意者多處，是學之無止境而我心則尚存更新之遠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