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的詩作，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初登仕途，意氣風發，尚未經受挫折的時候，關注民生疾苦，直抒胸臆，一吐為快。其赴雲南途中所寫詩作大多屬此，如《驛馬行》一詩則借驛馬的病累，抨擊吏治腐敗、民生困苦以及用人不當、賞罰不明等等；《病馬行》一詩借病馬之饑病瀕死，指斥人才之受壓抑、摧殘之厄；《裕州水發》一詩則抒發其關心民生疾苦的心懷。至若吟詠張良、諸葛亮與嶽飛祠廟諸詩，則誌其所景仰之人物以明其立身行道之準則。第二階段是禁煙運動時期，其愛國熱情，發自內心，壯懷激烈，頗難自已；但險惡的政治環境，迫使他在高昂的激情中流露出無奈的沮喪，如在虎門的《眺月》一詩中，他懷著極大的必勝信心，高歌“蠻嫻一掃海如鏡，清氣常此留炎州”。但結尾處卻感歎說：“今年此夕銷百憂，明年此夕相對否？留詩準備別後憶，事定吾欲歸田疇。”林則徐感到身心交瘁，要歸隱田裏了！在《庚子歲暮雜感》一詩中發出壯誌難申的憤慨呼號說：“楊仆空橫海，終軍漫請纓。”他因“多慚父老情”而深感內疚，一位封建官員能自覺於有負民眾的期望，也確是難能可貴的一種品德。第三階段是赴戍及在戍所的詩作。這時的詩作既多，質量也趨於成熟，如《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名句，成為林則徐思想的精粹凝煉。多首《回疆竹枝詞》真實地反映了新疆的社會和民生狀況，表現出一種身遭貶謫猶能關心民瘼的高尚情操。《送伊犁領軍開子捷》一詩體現了林則徐注重塞防的國防思想。林則徐雖偶有《紀恩述懷》之作亦其時其人不得已的應時之作。而統觀戍所詩作，可稱無一不可作史詩讀。三階段之分是我的約略之言，並非是對林則徐全部詩作的準確分期。雖然其他時期也有詩作，但我感到終不若這三階段詩作之有代表性。
林則徐的詩作，始見收於清光緒年間刊印的《雲左山房詩鈔》，但編次不整，且多漏列，時另有手稿詩草存世。70年代後期，有《林則徐詩文選注》之類詩集流傳，顧頗嫌簡略。80年代後期，福州鄭麗生先生窮一生精力，於林則徐詩作廣事搜羅，親加箋校，成《林則徐詩集》一巨冊，林則徐詩作可稱大體完備，其功固不可沒，唯高年成書，容有訛誤，周軒君遂有糾謬摘誤之文以補前賢之不足。兩代學者的辛勤煩勞，使林則徐詩作之彙聚，將益臻完善，讀者於此，得不忻然！
一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曆史上聲名顯著的曆史人物。他不僅在朝野之間有廣泛的交往，而且又以雅擅書法名於時，他凡與親朋好友互通音問時，不輕易假手幕僚而大多親自作劄，受信人也或以其書法而珍藏。因此他是近代遺存有大量書劄手跡的人物之一。他所寫的書劄據其日記判斷當在兩千劄以上，而存世的也大約有千劄左右。這樣一批巨量的手劄，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史源，也是精美可玩的藝術品。它具有文物與史料的雙重價值。
書劄手跡的史料價值，首先在於原始，它是寫信人思想、行為最原始形態的記錄，既非因傳寫而有訛異，又未經輾轉引述而失其原貌，因而它是一種珍貴的直接史料；其次在於比較真實，因為它是私人交往的文獻，而在互通音問時也往往會對彼此交誼與信賴程度有所估計，因而除一些應酬信劄外，大部分書劄手跡對人對事既無隱諱，也少虛飾，而多能傾吐積愫，使閱者可由此而得到官書及公開詩文中所難見到的隱秘。因而，書劄手跡又可備作研史者考史、證史借以征信的資料。
林則徐書劄手跡雖為數頗夥，但過去多散存於公私藏家。海內異處，盡睹匪易。各家又以敬其人重其物，什襲珍重唯恐不及，致使研究者徒興望洋之歎。今故宮博物院毅然出其藏品，交紫禁城出版社選擇一部分手跡影印問世，不僅造福學林，也為資源共享開其風氣，應該為之喝彩叫好。正因如此，所以我也不自揣固陋，而在付梓前欣然應命通讀全部藏劄，並為之書後。
二
故宮藏林則徐書劄手跡六十九通的時間斷限，上起於嘉慶十九年，下止於道光三十年林則徐逝世前，先後垂五十年之久。其中比較集中於道光十七年以後。這段時間正處於中國曆史大變動時期，也是林則徐從政以後，不次擢升而位於政治風浪之巔的時期，因而這時期的書劄手跡中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林則徐對某些重大問題的思想與活動。
道光二十年與二十一年之間，中國近代史揭開了序幕。林則徐正處在內外交迫的矛盾焦點上。他既要抗擊外國侵略勢力，又要回旋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之中。他有激昂慷慨的歡欣，也有憤懣焦躁的煩惱。這些都不便形諸奏章折片而隻能向親朋好友陳述吐露林則徐當對英戰鬥獲勝之餘，就情不自禁地函告時任閩撫的吳文鎔說：“逆夷猖獗，本在意中。此間兵船不敷調遣，隻得添雇拖風、紅單等船，招募壯勇，以增聲勢。昨在礬石洋麵剿擊嚦夷船，帆桅俱壞，殲夷頗多；但惜未將其船牽獲耳。”（道光二十年八月致吳文鎔函）
與此同時，林則徐也把經過觀察所分析的敵我形勢函告友人說：
夷務近日殊形潰爛，然自有鴉片入內地之後，此事即在意中。譬如人身生瘡，即必出膿。體氣旺時，膿出則瘡可以收口，若養癰愈久即為害愈深。今日之事，恨不於二十餘年之前發之，中國之財尚不至如是之匱，然及今而理之，猶不至於內毒攻心。
比聞諸國以逆阻其懋遷，皆欲與之說理，大抵助順去逆，人心之公，夷豈能久乎？（道光二十年八月九日致敬輿函）
林則徐的這些分析沒有什麼蹈空之論，而比較符合客觀實際。這不僅可以看到當時的具體形勢，也足以證明林則徐確是一位進行過實際考察的實際政治家。
他在另一封給至親葉小庚的信中還有更詳盡的分析說：
在頑夷虛驕成性，縱之則愈滋桀驁，束之亦易就範圍。侍去年發諭一次，即據稟繳煙土二萬餘箱，未曾折一矢鏃。隨即奏明令具切結，如再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沒官。他國皆已遵依，獨夷再三反複，而言路適有條陳，以取結為無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無成，殆基於此矣。
夷船北赴天津，不過數隻，原無能為，而彼處之無備與定海等，守土者恐又失事，遂以蜚語歸咎於粵而和議興矣。此後事勢，歧之又歧，難以罄述。（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葉小庚函）
隨著戰局的敗壞，投降勢力的日益抬頭，林則徐已經處於顯然劣勢的地位時，他曾以極為憤慨的筆觸抒寫了自己的窘境和苦惱，寫信給自己的老師沈鼎甫說：
直省則亦因前次複奏水師不必設、炮台不必添。迨夷船駛來，恐蹈浙江覆轍，是以別開生麵，意在甘言重幣，釋撼快心，即可乘機而了目前之事，卻未計及犬羊之欲無厭，即目前也不得了也。今自沙角挫衄之後，夷性益驕，軍情益怯，如防已潰，修複綦難。……文武既因而觀望，恐鬼蜮即搗其空虛。自顧手無斧柯，偏使身同羈絏，芻獻則疑於觸諱，葵憂莫解於瀕危。……（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致沈鼎甫函）
這位空懷壯誌，難濟時艱的政治失敗者終於被迫退出了戰場，登上了戍途。但這並未能完全摧毀這位愛國者的精神支柱。他以自己的愛國心關懷著局勢的變化。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當他由河工赴戍時，即在致友人李星沅（石梧）的信中憤言戰局之壞說：
浙事潰敗，一至於此，九州鑄鐵，誰實為之？聞此時懲羹吹齏，不令更有募勇之事，數千裏外征調而來之兵，恐已魂不附體，而況不習水土，不識道途，直使逆夷反客為主，其沿途騷擾之狀，更不忍聞。大抵民無不畏兵，而兵無不畏賊，事勢如此，徒為野老吞聲耳。
林則徐不僅指斥了奕經在浙的僨事，而且早在百年前就洞察了當時兵、民、夷三者的關係，可稱卓識。
在同信中，林則徐繼續發抒他的海防思想，主張船炮建設說：
海上之事，在鄙見以為船炮、水軍萬不可少。
七月十四日，林則徐行抵甘肅涇州，獲知鎮江失守之訊，就在當晚寫信給至友劉聞石說：“南中又有鎮江失守之信，令人滋切憤憂，不知續報何似耳！”
九月十四日，林則徐行抵安西州曾寫信給在京友人江翊雲，對江寧訂約感到憤懣說：
南中事竟爾如許，人心鹹知憤懣而僉謂莫可如何！恬嬉從矣，可勝浩歎！
同信中，他又提出建設船炮以謀挽回局勢的思想說：
果得一二實心人便宜行事，隻須漳、泉、潮三處瀕海地方慎密經理，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軍，一千舵水，實在器良技熟，膽壯心齊，原不難製犬羊之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致江翊雲函）
林則徐抵達戍所後的五個月，在致陝撫李星沅函中表示了既關心東南局勢而又無能作為的莫可奈何心情說：
東南局勢，口不敢宣，而固無時不懸懸於心目間，不知何所終極！（道光二十三年三月致李星沅函）
半年以後，他又致函李星沅，論述了軍事、財政的危機說：
所論營務習氣，弟前略有所聞，歎喟久之。軍驕由於將懦，懦從貪生，驕從玩生，積重難返，比比皆是，雖有獨清獨醒之人，不能不權宜遷就，以避違眾激事之過，此江河所以日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