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先生於1940年初曾應約撰《目錄學》，旋以版本圖說較有精彩，擬改撰《版本圖說》，並即籌劃進行，於是年五月間在致顧頡剛信中陳述其編撰計劃說：“《版本圖說》已屬草大綱，宋元部分已成，現擬明清部分，全無依傍，較為萬難，亦較能最有精彩，將來分出，即可先出明清部分，尊意如何？”（《顧廷龍文集》），並言自排列刊板紀年著手，“將明刻本刊板紀年者，分別開列，即以年為經，以目為緯。藩府所刻另列，以便查考。考究明本，尚無人及之”（《日記》，見《顧廷龍年譜》）。七月間又在致顧頡剛信中論及其事稱：“《版本圖說》因明本向少人留意，故先從事於此，以便人之參考，敘例、目錄，業已擬好……”（《顧廷龍文集》）次年二月，為難得之明洪熙本《歐陽修撰集》作跋，特誌其得書之喜悅雲：“比歲，潘君景鄭與餘有《明代版本圖說》之纂，曆朝以次，惟仁宗在位僅一年，洪熙刻本，尤為難得，久訪竟無一遇。施君韻秋主南潯劉氏嘉業藏書樓事，承以樓中有洪熙本《歐陽修撰集》見告，並荷商假，於是難得之刻，難得之集，竟獲展卷覽讀。”八月間，先生與潘景鄭氏，曆盡編校、攝製、著文之勞，《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大致編就，先生親為作序，言其始末雲：
“曩時藏家書目，多不著版本，雖載及明人著述而不能考其刻年。範氏天一閣藏明本最富，阮元為編目錄，始稱稍詳。近惟陳氏聽詩齋之《明人別集目錄》，蔣氏傳書堂之《善本書目補遺》，陶氏涉園之《鑒藏明板書目》，是皆專於明本者，而刻年亦未能詳識。若葉德輝、莫伯驥兩家讀書誌，摭錄較多，原委分明，而惜非專著。故今人欲研究明代版本，無所取證，每感參考無資之苦。餘夙有纂輯目錄學一書之誌，擬分三編，曰流略、曰圖錄、曰校讎，斷代為章，複各析以時、地、公、私之作，俾有係統可尋，條理可睹。前年之春，曾欲以清代刻本為始，時與婦弟潘君景鄭郵簡商榷……旋邀景鄭來共編摩，接席商兌，重訂體例……首輯《圖錄》，以重雕版之源流，風氣之趨尚，又先由明代入手者。蓋宋元本書景及景印之本，流傳已廣，不難訪致。明本則汗漫無歸，按索無圖而求之彌難。茲就吾二人研說所得，先為初編，雖不能備，聊補所乏。丁時喪亂，搜輯不易，幸得杭縣葉氏、海鹽張氏、吳興劉氏、天津華氏諸家及涵芬樓，慨然相示，至可感篆。攝影撰說，曆時兩年，景鄭之力居多……”（《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敘》，見《顧廷龍文集》）
此序記《明代版本圖錄》纂輯緣由、體例等甚備，足為檢讀之導引，雖為先生版本目錄學領域之合作，而擘畫周詳，圖文並茂，前可補先賢之不足，若用以比照圖籍，鑒定版刻，更嘉惠後學甚巨，無怪《圖錄》合作者潘景鄭先生於書跋中極推其書曰：
“諸家書影之輯，於版本有先河之功。惟專錄宋元，未有類次，薈萃之業，屠門大嚼，祗足快意，以詔來學，抑且未具。葉氏《書林清話》論版本詳矣，羅陳雖宏，實征攸待，可備掌故，靡以考鏡，此吾《版本圖錄》之作所由。夢寐向往，不憚矻矻，窮年會隸分舉，勒為初編，以資討理者也。先之以明代者，以宋元書影有傳，而清刻傳布綦廣，臚舉非易，績以用緩。惟朱明承先啟後，繼往昭來，傳遞之跡，有所蹤尋，而其精粗高下，尤足以覘文獻之盛衰。是用分別部居，粗陳綱要，類別十二，影逾頁。時值板蕩，瓻借惟艱，責全求備，以俟後賢。是役也，吾姐夫顧君起潛實綜大綱，發凡起例，君力居多……”（《明代版本圖錄初編》）
顧廷龍先生之於版本目錄學諸識見，除見於《圖錄》外，多散見於各文。有直抒其有關版本目錄學之見解者。
1961年底，先生撰《版本學與圖書館》一文，涉及廣闊，資料豐富，暢論版本之定義及其與圖書館之關係雲：
“依我看，版本的含義，實為一種書的各種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並不僅僅限於宋元古籍。在九世紀以前，經過不斷的傳寫，在印刷術發明以後，經過不斷的刻印，因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本子。有了許多不同的本子，就出現了文字、印刷、裝幀等各方麵的許多差異。研究這些差異，並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找出其規律，這就形成了版本之學。所以版本學的內容實在是相當豐富的，如關於圖書版本的發生和發展，各個本子的異同優劣，製版和印刷的技術，版本的鑒別，裝訂的演變，以及研究版本學的曆史等等，應該可以成為一門專門的科學……中國講版本之學，起源很早，逐步的發展，研究對象很明確，內容很豐富。過去藏書為私人所有，非有特殊交情看不到的，而且也看不到很多的。名流學者尚且如此，勞動人民和一般知識分子更無法見到了，以致這門學問難以發展。還有自命不凡的人，往往鄙視版本，以為版本僅僅是講宋元舊刻，幾行幾字，邊欄尾口等等。譏諷地說，版本學就是那麼一些罷了……隻有更好地從事版本學的研究，與整理古籍合其他研究工作，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更好地為科學研究服務。不要為版本而版本是很必要的。”（《顧廷龍文集》）
顧廷龍先生於晚年雖自謙其版本目錄學居於個人致力之學術領域之第三位（一小學，二書法），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先生年逾古稀時，不僅積極投身於主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版本實踐工作，編寫《古籍版本概述》和《唐宋蜀刻本簡述》等教材，以普及版本知識，培訓版本人才。而且還在不同場合，和不同人溝通商榷，發表較多的有關版本學見解。如對王紹曾氏所編《古籍目錄版本校勘文選》之選目建議（1980年），對研究生發表“講版本不能局限於宋元本”和“版本為專用名詞，不僅宋、元本，而應包括各時代的抄本、校本、稿本”等論點（1981年）。在一次整理古籍會議上先生呼籲“整理古籍要懂得古籍目錄學”，在與沈津君函商編美洲地區善本書目問題時，曾論及善本標準問題說：“善本標準，我最近又仔細考慮了一下，覺得三性是不錯的，是可行的。但是‘善本’的這個名稱，應該與張之洞的說法要有區別。張之洞《書目答問》的標準，是對當時的士子（仿佛現在的中學生），自修用書善不善的標準。現在我們的善本，是從文物角度出發的，所以不能以張之洞的說法，與版本目錄學角度不同。”（1986年）在為紀念張元濟一百二十年誕辰的文章中，先生語重心長地說：“目錄版本是一門實學，非空談者所得知。”（1987年）在為《中國曆代圖書著錄文選》所作序中說：“在我國古代典籍中，有關目錄學、校讎學、文獻學、版本學等方麵的學術資料，至為豐富，學習之，研究之，借鑒之，有助於進一步充實現代圖書館學的內容，並使其具有中國的特色。”在為嚴佐之先生所著《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序中重申目錄之學與治學之重要性說：“書目為治學之津逮，否則，植索途，事半功倍。年來研究目錄者眾，凡治學者，必先熟悉目錄，是為入門之徑。至於研究編纂目錄之體例，著錄之方法，分類的詳略，簡目與書誌之異同，是可謂之目錄之學。”（《顧廷龍文集》）（1990年）。而1989年2月為拙作《古典目錄學》所撰敘文，不僅對拙作予以公正評論以資激勵，更為古典目錄學作較全麵論述。先生於敘中論古典目錄學之產生、發展及功能，極為詳審。首論目錄學之源流雲：“中國目錄之學，源遠流長，自劉向父子創為《別錄》、《七略》以來，代有發展。在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成為傳統目錄學的主流。”次論目錄學的發展稱：“古典目錄學從其發展過程來看大體上與中國封建社會相始終，新夏先生謂‘中國封建社會的目錄工作，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技術性的圖書登錄工作，而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著眼’，我很讚成先生的看法。”再論目錄學的功能稱：“學者若從事我國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更有必要掌握其基本理論與方法，以及這門學科的曆史”，“章學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確實道出了古典目錄學的主要功能。我認為這是古典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值得借鑒”；並結合當時正主編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實踐而論二者之聯係說：“關於此目的著錄要求與分類方法，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和討論研究，在許多方麵采取了古典目錄學的基本做法，而有所變通和發展。”先生還對拙作給以肯定說：“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獨抒己見，撰為專著，名曰《古典目錄學》是一樁極有意義的事”，“竊惟此作廣征博引，深入淺出，敘述簡要，議論平實，頗多創見，足為研究古典文獻及傳統目錄學者入門之階梯”（《顧廷龍文集》）。獎掖後學之情，溢於言表，令人感動。
顧廷龍先生有關版本目錄學的論述，雖多散見於各文，然勾稽薈萃，已得版本目錄學之精要。這些寶貴遺產對後來學人，尤其是從事版本目錄學研究者，更應繼承發揚。今值先生101歲冥誕，緬懷先生音容笑貌，不禁黯然，重溫讜論，益當砥礪，敬撰此文以祭。設有不洽，尚祈諸賢達指正！
2005年10月寫於南開大學邃穀
（《新世紀圖書館》2006年第1期）
流略之學是中國有悠久傳統的專學，遠自商周時期，已見端倪。前漢之季，劉向父子整理國家圖書，編撰《別錄》、《七略》，為古典目錄學不祧之祖。曆世相沿，代有名家名著：東漢有班固《漢書·藝文誌》之撰，為史誌目錄之始。魏晉以還，有魏鄭默《中經》、晉荀勖《中經新簿》，部居類次，為古典目錄學確立體係。東晉李充，定四部次序，樹千餘年古籍分類不易之成規。王儉《七誌》、阮孝緒《七錄》，別樹新幟。下至有宋，鄭樵有《校讎略》之作，為古典目錄學建立理論。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並稱私家目錄雙璧。於是古典目錄學之體係大備而目錄學之名也於此時確定。至清，古典目錄學大興，不僅名家輩出，版本、校勘、考證諸學，也已成型，為古典目錄學之羽翼而共構清學基礎。紀昀總持四庫成《總目》、《簡目》，為古典目錄學之重大實踐，章學誠撰《校讎通義》以“宗劉（向），補鄭（樵），正俗（說）”為主旨，引導古典目錄學進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途。名家專著，難以屈指。洎乎近代，雖稍遜於乾嘉，而姚振宗《隋書經籍誌考證》，各家史誌目錄補編以及餘嘉錫先生《目錄學發微》、汪辟疆《目錄學研究》，足稱一時之盛，而餘先生《四庫提要辯證》更為精深縝密，不愧為四庫功臣。姚明達、王重民二氏繼其後，名噪一時，為後學宗仰。惜姚氏英年捐軀，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王重民先生一枝挺秀，稱古典目錄學領域之重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