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東藩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一、嚴複的生平
嚴複生於清鹹豐三年（1853，嚴複生於鹹豐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應為公元1854年1月8日），卒於1921年，是一位幾乎與中國近代史相終始的曆史人物。福建侯官人。同治五年（1866，十四歲）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海軍，十年（1871，十九歲）畢業，先後在建威帆船及揚威軍艦上實習。光緒元年（1875，二十三歲）赴英留學，傾慕於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的成就。開始接觸亞當·斯密、邊沁、穆勒、盧梭、孟德斯鳩、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的著作，深受影響。為他日後從事譯著西方思想文化名著奠定了初基。五年（1879，二十七歲）卒業歸國，任教於福州船政學堂。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達二十年之久。嚴複最主要的成就在於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維新運動中所發揮的思想推動作用，並且他也是一位因介紹西方思想，以致在中國思想界產生巨大回蕩的譯作者。因此他不僅為中國人所知，也為西方學術界、思想界所知。從《劍橋中華民國史》到若幹專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人物的學術著作如美國史華茲所著《嚴複與西方》中都對他有所評述，而中國學者對他的研究所寫的論述數量也較大，即以傳記而言，就有王拭、皮厚鋒等人所寫的傳記和嚴璩、王遽常、羅耀九、孫應祥等人所編的年譜，足以證明他是中國近代一位中外馳名值得重視和研究的思想家與譯作家。但是在他的晚年特別是辛亥革命後他忽略了一個思想家應擔負的時代任務，因而使他的某些思想和行為，給自己的一生留下了難以回避的曆史遺憾。
二、以西學為武器以富強為目的的變革思想
嚴複從19世紀70年代接觸西方思想文化以後，日積月累，逐漸形成一種學習西方力求富強的變革思想，特別是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更刺激了他，一麵決定“致力於譯述以警世”（王遽常：《嚴幾道年譜》頁14），一麵正式在天津發行的《直報》上發表政論，闡述變革主張。光緒二十一年春，他連續在天津發行的《直報》上，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重要論文。他大聲疾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是之亟也。”因此，他認為變是曆史的必然趨勢，要變就要維新，就要學西方，他以西學來批判舊學，他在《救亡決論》中提出“舉凡宋學、漢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他的變革方案是鼓民力（練民筋骸，鼓民血氣）、開民智（提倡西學）、新民德（廢除封建專製，實行君主立憲製），他強調了“三民”，要以此三者來達到富強，證明他已認識到“民”這一群體的作用，體現了他的“能群善群”思想。1897年10月26日（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他為了實現“三民”的基礎“開民智”這一首要改革方案，就想自辦報紙向“民”宣傳自己的維新改良主張。遂與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了維新運動中北方的一大報紙——《國聞報》。
《國聞報》的宗旨是“二通”，一是“通上下之情”讓改革得到政府同情。二是“通中外之情”，讓國人逐漸了解外情，吸取西方知識以“開民智”。經過“二通”，“民”就能讚助維新，力求自強。
《國聞報》上的論說，除自撰外，還譯取西方“政法、學術、教宗”的名論，同時還刊載英、美、法、德、俄、日等國和國內的新聞。特別是有關維新運動的資料，尤為翔實，成為北方宣傳鼓動維新變法的重要報紙。《國聞報》上發表過若幹有思想、有見解、有趣味的文章，在他剛剛創刊一個月的時候，正遇上德國強占膠州灣。嚴複在《論膠州知州某君》一文中指斥德國的侵占行為是“海盜行劫，清晝攫金”；揭露清朝官吏的“奢華靡麗，日事酣嬉”，“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等腐敗行為。《國聞報》上還發表過一篇題為《道學外傳》的妙文，以嬉笑怒罵的筆墨，大肆抨擊醉心科舉，揣摩八股的士子。他形容這些人的形象是“麵戴大圓眼鏡，手持長杆煙筒，頭蓄半寸之發，頸積不沐之泥，徐行僂背，闊頷扁鼻，欲言不言，時複冷笑”，說這些人“隻知道讀《四書味根錄》、《詩韻合壁》、《四書典林》，最多讀些《五經彙解》、《綱鑒易知錄》、《古文觀止》和《時務大成》之類而已”。
《國聞報》問世後，嚴複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又編發了《國聞彙編》，每十日一冊，每冊約三萬字，首譯外報評論次譯俄、法、德、美、日各國報紙中的新聞。它與《國聞報》的不同處，即《國聞報》詳於本國，而《彙編》則詳於外國。共出六冊，至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曆時二月餘告終。
三、譯述西學宣傳變法
嚴複為了尋求救亡強國的道路，大量而較有係統地引進西學著述以警世。西方的八大思想名著都由他先後譯述。其中《天演論》是嚴複最著名的譯作，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甚大。《天演論》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1825—1895）的一本論文集。原名直譯是《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複在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下，以數月之力翻譯了《天演論》。主要闡述生物是進化的，不是不變的，而變的原因是物競天擇。嚴複在譯文之後都加以按語來闡明自己的觀點，這些按語都有意結合中國急需救亡圖存的實際現實而對西方思想擇善而用，他把“物競天擇”的學說從生物引申到人類，並在《自序》中強調此與“強國保種之事”有關，直接麵向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嚴重的現實社會，因此易於引起全民族的震驚而產生很大的反響。“物競天擇”幾乎成為當時救亡圖存的警示語，進而演化成“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天演進化”等口傳箴言。這不僅直接影響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對維新變革思想與實踐的推進具有貢獻，而且也一直流傳於後世，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如陳天華、鄒容、秋瑾、孫中山、魯迅、吳玉章、朱德、董必武、毛澤東等人，都自稱受到過《天演論》的影響。據一種統計，《天演論》自譯作問世後曾有三十多種版本，居當時西書譯作之首，其所以如此，不僅是思想內容切合時代潮流之趨勢，而譯筆之典雅優美更助長其勢。不過，他的譯筆並沒有遵照“信達雅”的原則，而往往以意逆誌。最近讀到俞政先生所著的《嚴複著譯研究》（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一書，對這一現象有過如下的論述說：
“嚴複一生著、譯甚多。他在翻譯西方論著的時候，常常摻雜己意，還要附加大量按語；有些譯作甚至帶有不同程度的改編（如《天演論》、《名學淺說》）；因此，人們把他的翻譯作品稱為譯著。意思是說他的譯作中的不少內容相當於他的著作，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
應當承認，俞著是作者對嚴複的七種譯作和一種著作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後彙集成書的一部專著，是以作者自己的學術行為針砭當前學風浮躁而值得推薦的一部力作。
從嚴複的譯作中不能不看到，他在把生物的進化學說引進到人類社會時，就不自覺地落入英國思想家斯賓塞（1820—1903）庸俗進化論的泥沼中。斯賓塞的學說隻承認事物的量變，而不承認質變，主張社會逐步進化，點滴改良。嚴複服膺斯賓塞以天演之說運用於人倫治化的社會學學說，光緒二十三年嚴複即譯出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並根據荀子所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群也”。遂名斯氏社會學為“群學”，易書名為《群學肄言》。他接受了斯氏的“民之可化，至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的觀點，“不可期之以驟”的主張深深融入嚴複的思想，造就了他成為溫和的改良派。也對他的晚年生活帶來了不良影響。
《原富》是嚴複繼《天演論》之後的又一部重要譯作，作者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原名直譯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名著。嚴複以一種讚賞作者自由經濟思想的立場出發，在譯述過程中還加了300餘條按語，進一步闡明觀點。嚴複的譯筆古奧，難為一般人所閱讀，以致遭到梁啟超的批評；但嚴複也許是想以古奧的文筆去改變能通古文的上層人士，使這些人接受原富思想，再去影響社會上各種不同的群體，其用心所在，可以概見。
除此以外，嚴複還譯有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學》和耶方思的《名學淺說》等名著，所以蔡元培曾評論嚴複的譯書工作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幾道為第一。”
四、曆史的遺憾
嚴複以其宣傳變法維新思想和大量譯述西學，啟迪民智兩大要務而躋身於近代維新思想家之列，成為戊戌變法運動前後與康、梁、譚並稱的重要人物，而在20世紀以來的大量譯述工作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更為他博取了一定的曆史地位。毛澤東對曆史人物給以充分肯定的並不多，但對嚴複卻給以極高的評價，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許多嚴複研究者也大體一致地肯定他在辛亥革命前的曆史貢獻，但對他辛亥革命後的十幾年晚年生活中的思想和行為。卻引起不少異議。主要爭議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嚴複的政治思想是前後有所變化，還是前後一致；另一個是嚴複是否參加了籌安會。
關於嚴複政治思想問題的爭議，蘇立中先生在《百年來嚴複研究的發展概述》（《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方誌出版社，2003年12月）中有所總括說：“有的學者認為，嚴複的政治思想經曆了由激進、先進到保守、後退，甚至頑固、反動的演變過程。”即前後變化說，並舉出王拭、李澤厚、龔書鐸等學者的論點。蘇先生又說：“有的學者指出，嚴複的政治思想前期和晚年，是一脈相承的，不存在晚年保守、倒退的問題”，即前後一貫說，並舉出牛康、張先文和範啟龍、林天柱等學者的論點。最近，北京大學教授梁柱先生發表的《先驅者的曆史功績與曆史評價》一文，對前一說進行更完整的申述說：
“嚴複一生的學術思想和社會活動，明顯地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時期。在戊戌維新及其後的一個時期，作為民主啟蒙先驅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他一生事業的輝煌時期。而在他的後期，卻一改前期倡導西學、痛斥中學的激進觀點，主張‘尊孔讀經’。領銜發起孔教會，對當時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持保留態度，他的思想觀點和社會活動明顯趨於保守，前後對比判若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