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通古今鄭漁仲
中國傳統學問中有一門作為學術研究基本功底的專學，那就是古典目錄學。清朝學者章學誠曾概括這門學問的功能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古典目錄學發端於漢代的劉向，而真正奠定這門學問理論基礎的則是宋代的福建人鄭樵。
鄭樵字漁仲，福建莆田人，由於長期在故鄉夾漈山中讀書，所以學者尊稱他為夾漈先生。他生於北宋徽宗崇寧三年，卒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04—1162），得年五十九歲。他是兩宋之間的一位博學淹貫，卓有成就的史學家和目錄學家。他雖未享高年，但由於勤奮潛研，一生著述達八十四種，可惜流傳後世的僅剩《通誌》、《夾漈遺稿》和《六經奧論》等幾種，而《通誌》是他的主要代表作。
鄭樵學術思想的中心是“會通”，他自己承認，這是源自孔子、司馬遷的“會通之法”。所謂“會”是盡量彙集應有的資料，“通”是通古今事物的源流發展。他就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編撰了一部會通體的著作《通誌》。《通誌》和唐杜佑的《通典》、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在古籍中列入政書類，一直被學人尊為“三通”，清學者甚至強調“不讀三通，是為不通”，後來又有“續三通”、“清三通”之作，合稱“九通”，接著又有《清朝續文獻通考》之作，而被總稱為“十通”。這類書成為研究中國典章製度史的專門著作。
鄭樵的《通誌》共200卷，是一部通史兼專史的名著。其中以專史部分的“二十略”最為學術界所推重。鄭樵亦自負這“二十略”是“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二十略”中的《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和《金石略》就是鄭樵研究目錄學理論和實踐的成果，也頗為後世所推重。其中《校讎略》更對後世影響甚大，《續通誌》和《清通誌》都仿其義例而作。清代史學家和目錄學家章學誠更在鄭氏啟示之下，撰著《校讎通義》，標舉“宗劉（向）”、“申鄭（樵）”兩大主旨，而以繼承劉向、鄭樵自居。因之“校讎”之名，也多為後來學者所采用。其實鄭氏所謂“校讎”者，指目錄工作中的重要工序之一，而目錄者，則指目錄工作的成果而言，二者名雖異而實則一也。
鄭樵在《校讎略》中提出了很多有關保存、整理和利用圖籍文獻的論題。他非常注重圖籍文獻的分類問題，他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類例不明，圖書失紀”。他把學術、類例和圖書鏈接在一起說：“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所以必須要建立一個好而全新的分類體係。有了好的分類體係，就可以達到“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和“睹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的效果。而這一分類必須貫徹“會通”思想，具體來說，就是能綱紀百代之有無，廣收古今而無遺。包羅既廣，則傳統文化必能無遺珠之憾。鄭樵在《藝文略》中就本著這一“會通”思想，根據從《漢書·藝文誌》到北宋官私目錄，著錄了古今圖書10912部，110972卷。這對於了解中國文化積累有重要作用。為了類分這十幾萬卷圖書，鄭樵創立了一個新分類法，即“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種書，可以窮百家之學；斂百家之學，可以明十二類之所歸”。這裏所列類、家、種的數字，其家和種的數字，學者們有不同計算結果。我曾核查《藝文略》的凡計，實際數是12類82家430種。
鄭樵對於藏書建設還提出了一套較完整的理論。他在《校讎略》的《求書之道有八論》的專題中說：
“求書之道有八：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當不一於所求也。”
藏書八法對我國的藏書事業有重要影響，明末的藏書家浙江祁彪佳即以“八求”名其藏書樓，祁彪佳是大藏書家祁承的第四子，能繼承父業，酷愛圖籍，藏書甚富。他年方及冠，就成進士，於明天啟三年到福建興化府去做推官。興化的府治，就在鄭樵的家鄉莆田，所以很自然地受到鄭樵的影響，於是名其藏書樓為“八求樓”。而求書八法也成為自宋以來藏書建設所恪遵的要求。
鄭樵在古典目錄學方麵的主張和見解還有很多，但僅就分類、著錄、提要和人員水平的要求等方麵，就有許多獨到的論述，如精於類例、記無求全、泛釋無義以及專人治專書、人久其任等論點，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它使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研究達到新的水平。雖然後世對鄭樵曾有粗疏和高自稱許的某些譏評，但他能獨立思考，自抒己見，為古典目錄學提供新的內容，贏得“絕識曠論”的美譽，不僅為宋代的目錄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也以此得到目錄學發展史上的應有地位。
（2004年8月寫於邃穀）
清代乾嘉時期，福建除了聲名顯赫的林則徐外，同時代還有一位值得重視的曆史人物，那就是梁章钜。梁章钜比林則徐大十歲，而比林則徐早逝一年，應該說是同一時代的人物。他們同在鼇峰書院學習，同樣經過科舉道路走上仕途，同樣官至封疆大吏，同樣參加過宣南詩社的活動，隻不過梁章钜沒有像林則徐那樣遇上鴉片戰爭和西戍新疆等驚人事跡，顯得在立功上有些暗淡。但是梁章钜在立言上的著述事業卻超過了林則徐而受到人們的注意。
梁章钜字閎中，又字茞林，晚號退庵。福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年七十五歲。嘉慶七年（二十八歲）進士。曆任禮部主事，軍機章京，禮部員外郎，湖北荊州知府，江蘇、山東、江西按察使，江蘇、甘肅布政使，廣西、江蘇巡撫等官。著述甚富，有《夏小正通釋》一卷、《論語旁證》二十卷、《三國誌旁證》十卷、《師友集》十卷、《退庵所藏金石書畫題跋》二十卷、《稱謂錄》三十二卷，《藤花吟館詩鈔》十卷、《退庵詩存》二十五卷、《文選旁證》四十六卷、《南浦詩話》八卷等。均見諸著錄，為後世文史研究提供參考，而他一生賡續不斷所寫的五種筆記五十餘卷，更使他為後世所矚目，而在清代筆記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嘉慶十年，梁章钜在任禮部儀製司主事時，曾結合工作，輯錄有關禮部典製，纂成初稿四卷，送給上官謝振定審讀。謝振定素有直聲，在任巡城禦史時，曾當街燒毀和珅坐車，時人稱為燒車禦史。謝振定讀了梁稿以後，因禮部通稱南省，所以為這部初稿題名為《南省公餘錄》，並寫序敘成書緣由：
“餘初入禮署，於故實多所未諳，而君則於判稿餘閑，專以考究職業為務，隨所遇而敷以文辭。每得一條，輒以餘為可與道古者，殷殷相質，不特餘獲稽古居今之助，實有同官老輩所未及詳者。乃不數月，而條舉件係，然成帙矣。餘讀而喜之，題其卷端曰：《南省公餘錄》，慫恿付梓以廣其傳，而君未之許也。”
謝氏於梁章钜為前輩而關注如此，當時梁章钜正以“微疾乞歸”，謝氏於序末又期待其“他日拓成巨編，還朝相質，餘尚當操筆從之而先述其緣起”。梁章钜沒有辜負前輩的期望，經過陸續增訂終於成為八卷本。即今通行本。
是書八卷，皆記有關禮部職掌、典製及軼聞等。卷一記有關禮部專著，禮部職掌及地位。與太常、鴻臚、光祿各寺之隸分關係，樂部之樂章樂器等；卷二記祭祀、陵墓：卷三記朝賀輿衛服飾及婚禮等；卷四記科舉製度，學政，考官題名與掌故；卷五記諡典，有關諡法掌故及印製；卷六記軍禮朝貢及冊封等；卷七記禮部官員之掌故軼聞；卷八錄明以來禮部各司題名及禮部儀式。內容頗富可資研討禮部官製之用。是書有《二思堂叢書》本、《筆記小說大觀》第四輯本。
道光十七年梁章钜完成《退庵隨筆》一種。他在自序中解釋了隨筆的定義說：
“《退庵隨筆》者，隨所見之書而筆之，隨所聞之言而筆之，隨所曆之事而筆之，而於庭訓師傳，尤所服膺，借以檢束身心，講求實用而已，初無成書義例也。日月既積，楮墨遂多，裏居多暇，方取而整比之以類聚，以卷分，則凡可以勸善黜邪，訂訛砭惑者，鹹具焉。”
《退庵隨筆》共22卷，分15門。凡躬行、交際、學殖、家誡、攝生、知兵、讀史、學文、學字各一卷；官常、家禮、讀經、讀子、學詩各二卷；政事三卷。卷首有《退庵自訂年譜》，自記至道光二十四年70歲止。缺卒前五年記事但亦可借以知其生平。書前有賀長齡序，譽此書可與《通鑒》相經緯，未免過甚。賀氏為嘉道時經世名家，似不應如此作文。另有阮元、何淩漢序，二人皆為名家，而序中多諛詞，不足觀，為人作序本不當虛諛溢美，而應實事求是，為人導讀，方為正道。
《退庵隨筆》主要記其仕曆所經和讀書所得，雖不免有迂腐說教之論但亦有揭示時弊發抒見解征文考獻之說，如世人皆以地方學官為清貧之位，而是書卷五《官常》二卻揭其弊說：“不核其才望，不責其訓課，以學校為恤老憐貧之地，以司鐸為投閑置散之官，甚至索贄見，勒節規，而不複問教學何義，諭訓何事？為州縣者遂從而外之，此庸惡陋劣之譏所由來也。”同卷尚有論縣令、胥吏之弊多則，亦可見當時吏治之腐朽。
是書尚引錄時人名言讜論，如卷七《政事》二引學者陳鱣之論嘉道時社會之崇洋風氣稱：
“房室舟輿，無不用玻璃；衣服帷幕，無不用呢羽；甚至食物器具，曰洋銅、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其始達官貴人尚之，浸假而至於仆隸輿薹，浸假而至於娼優婢嬪。”
卷十一家誡又引乾隆四十六年大理寺少卿劉天成疏陳風俗奢靡之弊稱：
“京師為萬國衣冠之會，屬在縉紳，自應章身有度。乃至優人隸卒，僭肆豪華；胥吏工商，妄誇錦繡，園館茶樓，一日動輒數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數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珠翠盈頭；奴婢綾羅遍體，緞履朝靴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隸愚賤之身。”
類此資料，此隨筆中尚多有可采者。是書雖好作議論，尚不失為可用之書，頗勝於談奇誌怪之作。
《退庵隨筆》有三種刻本：（1）20卷本，道光十四年輯成十六年李廷錫刻於陝西，《販書偶記》卷十一著錄。（2）22卷本，增改於道光十七年任廣西巡撫時，道光十九年付梓。此本先經阮元增刪又由撰者勘補擴為15門22卷。撰者自訂年譜作24卷，實則為22卷。或始擬增為24卷而未果。《販書偶記》卷十一著錄此書，並注稱“即阮雲台增刪本，較他刻本《官常》、《政事》二類各增一卷，餘者或刪或增，甚多不同”。（3）同治十一年，撰者之子梁恭辰合陝西、廣西二本版片，補其殘缺，合二為一，重刊為22卷本，今《清代筆記叢刊》即據此本刊行。
《歸田瑣記》八卷，為梁章钜退歸林下之作。卷一第一條《歸田》，即撰者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所撰自序，自序記其撰書緣由稱：“餘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越四年，奉命複出。又七年複以疾引退……僑居浦城。養屙無事，就近所聞見，鋪敘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為《歸田瑣記》雲爾。”
“道光壬辰”為十三年，“越四年”為十七年，“又七年”為二十四年。而自序係寫於二十五年元旦，則是書當撰成於道光二十四年無疑。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許惇書序。許為撰者門人，受命校讎刊行事，則是書當刊成於道光二十五年底。
是書分八卷，卷內各段均有標題，書前有總目錄，頗便檢用。唯各卷內容較雜，如卷一既記園林、藏書樓及器物，又多記民間驗方。卷二《致劉次白撫部（鴻翔）書》條載撰者道光二十二年致時任福建巡撫的劉鴻翔的信，指摘劉允許英人入居福州城內烏石山積翠寺之事，為轟動於時的大事。此函亦流傳較廣，可以見當地士紳之態度。其《炮說》與《請鑄大錢》二條與當時武備、錢法有關。卷三記有人物、名勝、書畫等事，而《麻沙書板》條錄自禮部誌稿中，記建陽刻書故事，可備探討板本之參考。卷四記閩籍人物黃宗周、洪承疇、李光地、陳夢雷等人事跡，並及當地科第盛事。卷五記鼇拜、葛禮、隆科多、年羹堯、訥親、胡中藻、和珅等人故事，所記詳明，如胡中藻之文字獄、和珅之抄家清單皆可備史助。卷六記紀曉嵐、劉墉、朱圭等人逸事及讀書作序等事，其《已刻未刻書目》記個人著作，雖數量較多，但亦未能概其全部。卷七記議論三國、封神，世間俗事、俗語及菜譜，其《清客》一則，尤有妙趣，錄以資談助雲：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為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釣，九品頭銜，十分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遲，八張馬釣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則更進一解矣。”
似此，作為清客，亦非易事，而具此十長，又為何甘淪於清客？蓋難守寂寞而日謀尋樂於熱鬧場中耳！視今之奔競趨奉於大款、大蔓左右者，或十長不得一二，則純為勢利之徒，更等而下之矣！
卷八附錄撰者晚近所作詩文及他人和作。題曰《北東園日記詩》，有短語弁首雲：
“早年向學，中歲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閑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漫無省記，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兒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則猶之乎日記雲爾。因自題為《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時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是此日記詩乃撰者自記其退居三年以來之行事，可略窺其生平之一隅。所附《錮婢說》、《厚斂說》均言之成理，亦以見撰者對世俗之針砭。
是書有《筆記小說大觀》第三輯第三函本、《清代筆記叢刊》本。1981年，中華書局印行點校本，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繼《歸田瑣記》後，梁章钜又撰寫了《浪跡叢談》十一卷，以後又有二談三談之作，或可統稱為《浪跡叢談》三種。梁章钜在《浪跡叢談》卷一開宗明義地即自述其撰著緣由稱：
“餘於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過嶺，將薄遊吳會間。客有誦杜老‘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之句以相質者。餘答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與近侍殊科，現因隨地養屙，兒孫侍遊，更非無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歸，不得已而近於浪跡，或買舟，或賃廡，流行坎止，仍無日不與鉛槧相親。憶年來有《歸田瑣記》之刻，同人皆以為可資談助。茲雖地異境遷，而紀時事，述舊聞，間以韻語張之，亦複逐日有作。歲月既積，楮墨遂多，未可仍用歸田之名，致與此書之例不相應，因自題為《浪跡叢談》，浪跡存其實，叢談則猶之瑣記雲爾。’”
是書十一卷，卷一記名勝詩作，卷二記揚州名勝，卷三記人物，卷四記官職，卷五記鑄錢、開礦、武備、科目，卷六記明人事跡、命名，卷七記巧對雜謎，卷八記醫方，卷九記金石書畫，卷十說詩，卷十一附個人詩作。內容較豐，有裨參讀。但編次不免雜亂。其中卷四《翰林院緣起》條、《大學士緣起》條及武階、職銜諸條，均詳明可椐。卷五《英夷》、《鴉片》兩條，與近代史事有關。
《二談》八卷，是撰者遊杭州、蘇州、溫州等地所著隨筆，以記山川名勝、掌故逸聞為主。內客明晰，文字清新，頗堪涉略。其卷一記蘇州靈岩山、獅子林、繡穀、息園等名山園林，記杭州天目山、玉皇山、雷峰塔=保俶塔、蘇小小等寺院勝景，均娓娓可讀。另有記蘇州孫春陽南貨店一則，言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餘懷《板橋雜記》及袁枚《隨園食單》諸書中皆載其事，而均不及撰者之“詳其始末”，實則此前有錢泳《履園叢話》已詳記其事，錢在梁前，而二文又極相似，抑梁氏或錄入錢氏《叢話》所記？若此，則梁氏未免有不實而誇之譏。本卷末所附有關案牘文字專用詞的解釋三十五則，於公文中之專用語皆詳其出處而有所詮釋，不僅為研究文牘者所需，亦足為今之整理檔案者所當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