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在另一處又作了應有的闡述說：
“後期的嚴複雖然思想觀念發生變化，但仍不改其救亡之初衷，繼續從事喚醒民族精神的學術活動，愛國情操貫穿這位傑出思想家的一生。他晚年對中西文化的反思，從文化意義上說，這對於克服過去對兩者評價上的片麵性，更多地看到西方文明的不足，更多地挖掘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礦藏，仍然有積極的意義。”（《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方誌出版社，2003年12月）
這兩段話合在一起，就給嚴複一個比較完整而公允的評價。因為任何一個曆史人物在其一生中都在變化和相承的交織中移動著。嚴複的晚年和前期，也是既有變化，又有相承。他堅持救亡圖存，宣揚愛國精神和主張君主立憲，不支持革命，都是他終身的一貫主張：而主張“尊孔讀經”，重新審視中西文化的價值等則是一種變化。變化的不一定都好，相承的也不一定都壞。所以用“前後一致”或“一脈相承”來論定一人的是非，是不易符合實際的。每個曆史人物都具有複雜的性格，所以隻有具體分析，才能比較接近地還曆史人物以本來麵目。
另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嚴複與籌安會的關係。嚴複“列名籌安會”，一直為治史者所訾議，認為這是嚴複一生的最大汙點；有人則據嚴複弟子侯毅的《籌安盜名記》而認為嚴複是被“盜名”的，是無辜受害者，近來有鄭頤壽先生撰《嚴複深拒籌安會》一文，引據一些史料為嚴複辯誣，申明“嚴複並無參加籌安會”（張廣敏主編《嚴複與中國近代文化》，海風出版社，2003年9月）。這種維護先賢的願望是可理解的，但曆史往往是以結局效果來論定的。最近皮厚鋒先生在其所撰的《嚴複大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中曾專立“列名籌安會”一目論其事，撰者根據嚴複的個人文獻和有關資料，對上述兩種各走極端的意見，未加苟同，而重加論斷說：
“從現有資料來看，嚴複除列名‘籌安會’外，並無其他附和帝製的具體行為。以往學術界將列名‘籌安會’視為嚴複一生最不光彩的行為，確有值得商榷之處。相比之下，從辛亥革命到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這段時間內，嚴複有許多黨附袁世凱的行為，這才是他一生中最陰暗的一頁。”
這是比較接近嚴複晚年生活實際的一種論斷。嚴複的列名“籌安會”，是在楊度幾番遊說後而代為簽名的。嚴複是同意“與會而勿為發起”的。等到列名第三而公諸於世時，嚴複並沒有明確否認，甚至當好友林紓勸他申明澄清，他也以種種顧慮而未施行，隻是在給友人熊純如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無奈。信中說：“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虛聲為累，列在第三，此則無勇怯懦，有愧古賢而已”。嚴複的自責，實際上已承認其列名“籌安會”的事實，這是無需為賢者諱的存在，而需要研究的誠如皮著所雲，“列名籌安會是不是嚴複一生中最大的汙點”。嚴複之列名“籌安會”的原因，一則嚴複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對於“帝製”在思想上並不堅決反對，隻是對袁世凱有點望之不似人君。再則，嚴複總以“年老氣衰，深畏機阱”為詞，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至於他受命於袁世凱而出任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以及參與袁記“約法”的起草，甚至在袁世凱死後，還發出“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的感歎等等，都是嚴複以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為自己的一生留下了曆史的遺憾。也許有人出於良好的“善心”不願觸及賢者這些不光彩的地方，以免有損嚴複的形象。但是，“金無足金，人無完人”是無法避免的客觀存在。嚴複在他所處的那個轉型期的曆史背景下，必然會呈現這些遺憾。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是論其功不掩其過，論其過不沒其功，對嚴複的曆史評價亦應如此。雖然如此，不論嚴複的前期輝煌，還是晚年的曆史遺憾，還都應該加以紀念和研究。紀念他的曆史貢獻，研究他的曆史遺憾，以便分析成敗，引作史訓。
（2004年2月8日在福州嚴複誕辰150年紀念會上的主題發言）
我於1942—1946年從陳垣老師受業，至今雖已將近半個世紀，但陳垣老師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今值他的110年誕辰紀念，緬懷師恩，益增仰慕。陳垣老師學識淵深，如大海之難望其涯涘，更難以概陳垣老師學術的大要。十年前，白壽彝教授在《紀念陳垣校長誕辰一百周年》一文中曾論述陳垣老師的成就說：
他在史學上最大的貢獻，是在不少重要方麵為近代中國曆史文獻學打下了基礎和在中國宗教史研究上開拓了新的領域。
這是對陳垣老師學術成就的相知之言。我對宗教史因接觸甚少而難以置喙，而曆史文獻學則由於數十年來從事這方麵工作，而認識到陳垣老師在曆史文獻學領域中確有難以磨滅的功績。他在曆史文獻學的建基和開拓工作上所獲得的成果至今仍然熠熠發光。發前人所未發，為後學立典範。
陳垣老師於曆史文獻學的基礎要求，不隻求“博聞強記”，而是要拓寬基礎，彙聚諸學，並且身體力行，以所著示基礎的要略。白壽彝教授又曾具體描述過陳垣老師對曆史文獻學的建基工作說：
他對《書目答問》的講授和《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的撰述；他的名著《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曆》、《史諱舉例》、《元典章校補釋例》和《舊五代史輯本發複》，分別在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和校勘學等方麵為曆史文獻學做了建基的工作。
這裏必須說明，陳垣老師對目錄、年代、史諱、校勘諸專學不僅在繼承傳統上有深厚的根基，而是將這些傳統的專門之學置於科學方法的基礎之上，賦予傳統學問以新的生命活力，並以其創新見解和躬行實踐，撰成專著以垂範於後學。
陳垣老師曾自述其治史途徑的三個階段，其抗戰前是“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其意當指從乾嘉清學入手。清代有學者認為目錄、版本、校勘與考證四學是清學的支柱，因此，陳垣老師為曆史文獻學建基而勢必致力於這幾方麵的學問。
陳垣老師傾心於目錄學甚早，在少年時代就開始涉獵《書目答問》，作為自己讀書、選書的依據，以後又進而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奠定了他“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深厚治學動力。他曾親手編製《文津閣書冊數頁數表》、《四庫書名錄》、《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及《敦煌劫餘錄》等目錄學專著，而《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尤稱力作。陳垣老師講授並撰述《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不僅“以為史學研究之助”，“當初學者於此略得讀佛教書之門徑爾爾”；並以此書為例規定了撰寫目錄的模式是“每書條舉其名目、略名、異名、卷數異同、板本源流、撰人略曆及本書內容體製，並與史學有關諸點”（《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緣起）。陳垣老師於論定其他學者的學術成就時，也多以是否通諳目錄學為其衡量標準之一，如為《餘嘉錫論學雜著》所作序中，推崇餘季豫老師說：“他學術的淵源，實得力於目錄學；而他終生仍從事的學問，也是以目錄學為主。”
陳垣老師認為“校勘為讀書要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為善學也”（《通鑒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足征陳垣老師非單為校勘而校勘，而是以校勘為治學之一助。陳垣老師對校勘學有深厚的實踐功力，而不徒托空言。他審慎地選擇了沈刻《元典章》作為校勘之資，因為這部書“寫刻極精，校對極差，錯漏極多，最合適為校勘學的反麵教材，一展卷而錯誤諸例悉備矣”（《校勘學釋例》重印後記）。他認真地通過詳校、對校、互校諸法，“往往因一名之細，一字之微，反複參稽，竟至累日”，“得訛誤、衍脫、顛倒諸處一萬二千餘條”（《沈刻〈元典章〉校補》緣起）。通過校勘“可於此得一代語言特例，並古籍竄亂通弊”（《校勘學釋例》序）。在此基礎上，他進行了更為繁重的理論概括工作，從校勘所得的萬餘條中抽其十一而歸納為四種校勘方法，撰成《校勘學釋例》，標舉出為學林所重的校勘四法。這不僅總結了有清一代校勘學成果，而是更進一層，使傳統的校勘學走上科學的軌道，俾後學有所遵循，厥功至偉。
陳垣老師對校勘學之有成就乃建基於對版本學的重視。廣搜異本是他治理學術的一個重要基點。陳垣老師在撰寫《沈刻〈元典章〉校補》時即據五種版本，其中吳氏繡穀亭影鈔元本則通過版本專家傅增湘轉假於上海涵芬樓，以求異本之全備。《冊府元龜》材料豐富，篇帙巨大，但不為清儒所重，盧文、嚴可均號稱博洽，而不能善加利用；陳垣老師則據之補《魏書》埋沒八百年之缺頁，使“《冊府》成為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的重要史源。陳垣老師所編寫的目錄學專著不僅以版本作為著錄專項之一，而在評論圖書時都有版本專節，如《中中佛教史籍概論》一書中，在《續高僧傳》下有《本書版本異同》；《弘明集》下有《本書版本及學人利用》；《廣弘明集》及《法苑珠林》下有《本書版本及兩本卷數對照》；《一切經音義》及《新譯華嚴經音義》下有《玄應書版本》、《慧苑書版本》、《二書新印合本》；《景德傳燈錄》下有《景德錄版本》；《五燈會元》下有《會元版本及撰人問題》等專節以著錄版本，考其異同，論其利用，此益以見陳垣老師對版本的重視及版本學造詣之深厚。
至於考證之學，陳垣老師謙稱承竹汀之學，實則超越前賢多多。他以考證作為管理曆史文獻的基本方法而自具特色。他以所精研的目錄、校勘、版本以及史諱、年代、史源諸學為考證學奠定堅實基礎，一反某些學者對考證故作高深的積習，使後學有所把握。陳垣老師治考證學博搜廣征而不條列堆砌，簡練明晰而不支離破碎，更不戀戀於一字一典之證，而以考證抉微闡幽。其論考證學地位與作用尤能得其正，他說：“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為盡史學之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第六》）旨哉斯言！
陳垣老師在發展、完善傳統四學之外，更為後學創辟新域，如年代學、史諱學、史源學等多發前人所未及。年代之與曆史有不可分割的聯係，不識年代無以明曆史。陳垣老師之立年代學乃起於研究實踐的需要。當他沉浸於宗教史之研究，首先遇到中、西、回諸曆的差異不明，致使諸種史料難以條理互證，於是殫精竭慮撰成《中西回史日曆》及《二十史朔閏表》，尤以後一種幾乎成為研史者案頭必備之書。於是諸曆換算，幹支紀年，曆代年號也都受到應有的注視，為年代之學開一新紀元，為史學研究辟一新途徑。史諱為中國曆史所特有，所謂“不講避諱學，不足以讀中國之史也”（《通鑒胡注表微·避諱篇第五》序錄）。其於考證、校勘、版本、考古之訂訛正謬，確定時代可得一準確的標尺。陳垣老師在校補沈刻《元典章》的基礎上，歸納多例，成《史諱舉例》一書，一掃前此缺乏條貫之失，而自成專學，其目的“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史諱舉例》序）。至於史源學的創立尤見陳垣老師的卓識。這是陳垣老師創立的新學科。它一則訓練初學者治學要謹嚴縝密，征引史料要探本尋源，對被忽視的史源要提倡開發，如對《冊府元龜》的史源價值便重予評價。陳垣老師還躬行實踐，親自撰寫範文，使後學對考求史源從無本可依到有本可據。二則陳垣老師不滿足於已有史料範圍而力求擴大史源。他提出為一般學者所忽視的筆記之整理，他開發佛教史籍的應用，而使“初學習此，不啻得一新園地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