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史諱、史源諸學的確立，進一步加固和豐富了陳垣老師對曆史文獻學的奠基工作。這是他對曆史文獻學所作的重要貢獻。
陳垣老師對曆史文獻學並沒有在整理方法的完善與係統化麵前止步。他治曆史文獻學的更大特色乃是以出色的整理工作為闡發思想的立足點，並以闡發思想為整理文獻的極致。他的短篇劄記如《書全謝山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後》及《書全謝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記後》等篇。多是借題發揮以表述愛國之情。40年代所寫《明季滇黔佛教考》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二著，明言道佛，實抒胸懷。而字裏行間已約略得其微言。如前篇說“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後篇更慷慨其詞說：“嗚呼！自永嘉以來，河北淪於左衽者屢矣，然卒能用夏變夷，遠而必複，中國疆土乃愈拓而愈廣，人民愈生而愈眾，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艱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1957年，陳垣老師為二書重印所寫後記更明揭其寓意，一稱《明季滇黔佛教考》“所言雖係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遺民逃禪之眾，及僧徒拓殖本領，其實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跡而已”。再稱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之作乃因“蘆溝橋變起，河北各地相繼淪陷，作者亦備受迫害，有感於宋金及宋元時事，覺此所謂道家者類皆抗節不仕之遺民，豈可以其為道教而忽之也，固發憤為著此書，闡明其隱”。陳垣老師整理曆史文獻之真諦，意在斯乎？而更為集中表達這種真諦的專著莫過於《通鑒胡注表微》。這部著作的創意是因頻年變亂，陳垣老師杜門讀書，發現胡三省的“忠愛之忱見於《鑒注》者不一而足”，而“讀竟不禁淒然者久之”，並且認為胡注中的議論可與宋胡寅的《讀史管見》及明王夫之的《讀通鑒論》並稱，“皆足代表一時言議，豈得概以空言視之”（《通鑒胡注表微·評論篇第八》），乃“輯其精語七百數十條，為二十篇……其有微旨，並表而出之”。所以說，這部著作是陳垣老師借身之的慨歎議論，抒肺腑的愛國熱忱；既注重考證等實學，也深研胡氏議論的精微價值。此書之成雖示後學以考證抉微的竅要，實則為陳老師的一部思想專著。
陳垣老師畢生所做的種種努力賦予曆史文獻學以無窮的生命力。他使曆史文獻學從整理走向使用，使單純的征文考獻走向知人論世，為我國的曆史文獻學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學科體係。總括前賢，霑溉後學，當是陳垣老師在這一領域中不可磨滅的功績而應為丐其餘潤之後學所銘記。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10月）
顧廷龍先生（1904—1998）是上世紀的學術耆宿，是一位馳譽海內外的版本目錄學家、書法家、金石學家。他涉及的學術領域極廣，在版本目錄學、金石學、譜牒學及書法學諸方麵，都有突出的學術貢獻。他是一位將職業與事業完美結合而極有所建樹的楷模。他一生以敬業精神為圖書館收書、編書、印書，直至做領導管理工作，而為圖書館界所敬仰。他在具體實踐工作的基礎上，始終以學術態度，將一般圖書館業務工作提高到有豐富學術內涵的層次，並身體力行，進行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工作，學術成果累累，培養了一批有學術造詣的圖書館人，為世人樹立圖書館學術性形象付出了極大的精力。
顧廷龍先生涉及的學術領域極廣，幾難望其涯涘，我因業務專攻所及，在版本目錄學方麵，早年於上世紀40年代曾受教於餘嘉錫先生之門，略窺版本目錄學的門徑，其後因時代變異，版本目錄學幾等於廢棄。直至80年代，學術重光，我重理舊業，開設“古典目錄學”一課，但能就此學溝通交流者幾希，幸於1982年得識顧廷龍先生於太原，當麵請益，多獲指點，而喜得良師；後又多次相遇於學術會議，乃在先生鼓勵下，始撰《古典目錄學》。1987年，《古典目錄學》油印初稿完成，送請先生審閱，先生給予切實的指導，經修改後於1989年定稿問世，又蒙賜序。我於古典目錄學之略有所知，皆出於二師之耳提麵命。餘嘉錫先生，受業師也；顧廷龍先生，則私淑師也。
顧廷龍先生之從事目錄版本之學起步甚早，1927年初，先生方二十四歲。即在外叔祖王同愈先生家習金石目錄學，獲見朱學勤氏批注之《四庫簡明目錄》抄本，與莫友芝氏之《亭知見傳本書目》所批有異。次年購得《亭知見傳本書目》，以過錄朱氏批注，作日後校補之基，而先生自稱“此是我從事目錄版本之始，安知竟成我古籍整理終身之業”。其後，版本目錄學漸成晦學，先生則樂此而不疲。於1932年6月果以攻讀《亭知見傳本書目》受知於洪業先生，而於次年7月間正式就任燕京大學圖書館任中文采訪主任，並兼任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駐平采訪處主任，其後，在滬參與創建私立合眾圖書館，並相繼擔任曆史文獻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館長，曆經六十餘年，獻其終身於圖書館事業。
顧廷龍先生之治版本目錄之學，植根於二端：一則經眼大量書目。先生自從業燕京圖書館之始，即注重廣事搜求各類書目，所積幾已充棟，每在收書編書之際，必以書目相校，對各類圖書之存佚流傳，了然於心。久之，自在腦海中成一圖書數據庫。二則親手校讀編製書目。先生自供職圖書館始，即不斷校讀藏書家已成書目，並擇要寫出具有參考價值的題跋，如在1935年所撰《跋趙定宇書目》即言其目之流傳情況雲：“是目原本藏餘婦弟潘君景鄭處。冊首有‘楝亭藏印’、‘玉雨堂藏印’，知從曹氏、韓氏輾轉而出。餘見《楝亭書目》嚐載之，他家藏目尚均未有，想猶未經傳抄者耳。吾館力搜目錄之部，餘遂乞景鄭借鈔，以廣其傳。”當時先生尚不知藏者姓氏而雲“趙氏身世不可詳”，但記取其事，直至三年後，因讀清王漁洋《香祖筆記》等書而獲知“趙定宇乃萬曆中吏部侍郎趙用賢之別署也”，乃又寫《再跋》而自我檢討雲：“後世譾陋初竟，不詳愧恧何如？”前輩謙遜謹嚴若此，對後來者也是一種身教。1938年2月，先生更為藏書家章鈺所贈藏書編製《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發篋陳書遍加翻檢類次成目並為之跋雲：
“綜其遺籍，可類別為三：一經丹鉛者十之二：凡治一書必貫首尾點勘，多至六七周不倦，即數百卷之巨帙，不止一種，而亦校不一次，益為難能。拾遺補闕，闡揚數百年來未發之複覆，功在學術，不可沒也。按程日課，新知創見，傷時感事，隨書卷末，所作題識，可以越縵、緣督《日記》視之。至若蠅頭細字，琳琅五色，妍舞行間，尤為校本生色，世難其儔，人間至寶。一可珍秘者十之一：宋元舊槧，明清精刻，雖不稱富，足備一格。前哲遺稿，家傳希籍，蓄之篋衍，有待流布。蕘圃、淥飲，校勘名家。同叔、泖生，文行君子，剩墨遺翰，當同球璧。他如朋好之所評題，賞奇析疑，羽翼元書，皆一時名流之手筆，不尤可貴乎？一為通行者十之七：有清中翼之書，疊經滄桑，昔為尋常，今已難得。近時名家所刻，則插架甚備，又多出先生所校讎者，一代刊書之盛，實與有倡助之功。至四方故舊所貽贈先集自著，皆試印新本，為晚清、國初馳譽藝林者，幾畢萃於此。卷冊繁多，自非征集所易也。先生家世儒素，求書匪易，節衣縮食以得之，卒業乃已。曆數十年，積數萬卷，雖不足與名藏家相頡頏，若掇其精而嚌其胾，豈他人區區以多藏為富者哉！觀其經丹鉛者，一字未嚐放過，即略加批點，亦複紙敝墨渝，瀏覽洽熟，讀書之精且博如此，為吾家澗賓而後一人也……”（《顧廷龍文集》）
這段跋文，言簡意賅，不僅較全麵反映章氏四當齋藏書之概貌，亦示後學以治版本目錄學之蹊徑。是年十一月下旬先生於致葉景葵信中複自謙其編目之事稱：“《四當齋書目》承許能表彰式老劬學之裏麵。龍編纂時，確曾刻意於是，惟目錄體裁所限，無發揮之地，今邀洞鑒，快幸何如。此目編印匆遽，尚欠詳核，必多訛誤。”（《顧廷龍文集》）足見先生治學之謙抑。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為治目錄學者所必讀，先生於1939年春在燕館時，有書賈持此書求售，即為之寫跋雲：“見板格鐫‘算鶴量鯨室’五字，書衣又有端陶齋題字，知為章式之先生所鈔贈者，惟闕失四卷，珠為可惜。餘以此本眉上增注多於刊本，曾錄示邵伯先生，而章氏原本及此板格均即寄在館中，鈔補甚易，可為璧合，豈不善哉！”（《顧廷龍文集》）邵氏為《標注》輯者，前輩學人互通有無之風格，遠勝令人，彌足欽敬。十餘年後即1955年元旦，先生複為朱學勤手批《四庫簡明目錄》寫跋而論及版本目錄學之重要性及“標注”之做法雲：
“治學而不習目錄版本之業，猶訪勝境而徘徊於門牆之外也……”從事目錄之學四庫總目搜集較富，猶堪津逮。當清鹹同之際，學者奉為圭臬，鑽研稱盛。仁和邵懿辰位西首以《簡明目錄》創為標注之業，一書數本，詳加羅列，以資考稽。踵起者，以獨山莫友芝亭、朱學勤修伯為最著。三人者各注見聞相互交流，展轉傳鈔多所增益壹皆以邵氏為藍本耳……‘標注’之業，見聞所牖，永無止境，必賴來學之踵事增華，不能成於一手者也。三家之著，聊作備忘，初皆未必有成書之意，故俱未能及身寫定。邵本得章彙錄各家所訂補，遂最詳備。惟以雕板印數不多，售價既昂，且禁翻印流傳，以致甚稀。莫本經繩孫輯成後，任人複印，幾為治目錄者人手一編，書林相沿，知莫多於知邵。朱本僅有傳抄，知者益鮮矣。”（《顧廷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