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下旬寫於南開大學邃穀
（《文彙報·筆會》2009年1月6日）
大唐名臣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晉州市）人。唐太宗時曆官至侍中、太子太師，以修史功封鄭國公。初事李密，建成，未獲展布，終以良禽擇木之智，於“玄武門之變”後，歸隸秦王李世民門下。及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魏征以能言善諫侍左右，一生進諫言二百餘事，而垂範後世，太宗曾論其事雲：“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及魏征之逝，太宗至有“遂亡一鏡”之歎。史稱其“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魏征雅擅文辭，尤具史才，曾受命與修前五代史書。《舊唐書》本傳詳記其事雲：“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征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征所作。《梁史》、《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前五代史書存數百年之風雲變幻，皆榮列正史，為中華通史不可或缺之一環。魏征又奉唐太宗之命，以六經諸子為依據，輯錄自古至晉有關治國之文獻，成《群書治要》一書，雖體仿魏文《皇覽》，而所收為完篇整段，視《皇覽》為勝，稱早期類書之名著。又懲禮記編次不倫，乃以數年之功撰《類禮》二十卷，太宗覽而善之，別錄數本，藏之內府，並賜太子及諸王，其著述之見重於時若此。
魏征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並稱唐初大書法家，據說其書法敦實渾厚，上開雍容立國氣象，下啟北海、顏、柳之緒。又精鑒賞，嚐先後與虞世南、褚遂良共賞內府珍藏，所言多得太宗讚許，時令簽署以昭信。不佞淺學，僅知魏征之善書，而恨未親見其墨跡！
乙酉初夏，申生、建國伉儷來訪，見贈魏征書洪範真跡墨拓卷子本。為貞觀三年所書《洪範》有關王道片段，時魏征方五十歲，初任秘書監，參與朝政之際。《洪範》為《尚書》重要篇章，言治國之大法，選書為論王道內容，共五十八字雲：
“（前缺原文‘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十二字）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會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
此段選書，寫於貞觀三年二月，為太宗建政之初始，魏征書王道之古訓以作警示，似與魏征善諫性格相合。其書法渾厚雄偉，頗具大家風範，顏柳受其影響，顯然可見。書後有跋數通，一為文彥博跋七十二字，稱魏征書法“樸茂之氣，撲人眉宇”，但所署僅“文彥博謹跋”五字而無銜名，無年月，似與通例不合。二為黃樂之跋百零二字，寫於庚午七月既望，中有缺字。黃跋稱魏征所書“古勁之中，自含婀娜，宛然肖其為人”。並述其得此方冊於湖北，而攜歸浙江，複以之歸河北保定吳占良氏，並請吳代己題跋一通。三為河北吳占良氏跋，寫於甲申立冬，文字較長，敘此拓本之流傳頗詳，言此本全稱為《唐魏鄭公洪範真跡卷》，曾著錄於朱家溍先生所著《曆代著錄法書目》（原著錄於清杜瑞聯《古芬閣書畫記》卷二，楊恩壽《眼福集》初集十四卷卷一），舊藏陳垣齋家，剪貼成冊。吳氏於十四年前即庚午年得之於黃樂之，今則以申君建國有意製石，立晉州公園，而複製相貽。按甲申為2004年，庚午為1990年，恰符“十四年前”之數。其流傳緣由，約略可見。
餘既讀魏征書《洪範》今拓本及三跋，不僅補未見魏征書法之憾，且知其輾轉流傳之徑及申生製石之創意。惟未見原石，難知其形製。此拓本究據何石，石又出何地，石之高低寬厚若何，殘石是否存世，質之藏者，一無所知。三跋又均未述及。三跋附魏征書幅後，究係書於石上，抑寫在拓本方冊之後，抑已鐫刻於申生新製碑上而反拓者？又魏書及跋文均有缺文，則所拓當為殘石。而拓本既經舊藏者“剪貼成冊”，當見原拓，何舊藏者竟無一言一跋？吳占良氏既言得此冊於“舊藏陳垣齋家”，而為何又不著陳氏轉讓一事？諸多存疑，尚待考訂說明。申生既以卷子本來質，理當掬誠相告。製石之議，若尚在擬議，似可少緩。若已上石立碑則應有置疑說明。老朽悖言，謹為跋尾，至祈高明指正！
2005年10月6日跋於南開大學邃穀
（《天一閣文叢第五輯》，2007年12月）
後記
從上世紀80年代較大量寫隨筆起，至今將近三十年。雖然寫了幾百篇隨筆，出過幾本小集，一直在追求自己的風格，有過若幹思考，但總升華不上去。究竟自己寫的是哪種類型隨筆，與其他人又有何不同，朦朦朧朧總說不清。直到新世紀開始，老友寧宗一兄認認真真地讀了我絕大部分隨筆，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名《兩條平行線的對接——讀來新夏文史隨筆》。時隔不久，他又寫了一篇名為《心靈史：文學與曆史的契合點——讀來新夏文史隨筆新作》。宗一兄在連續發表的二文中，詳細分析了我寫的那些作品，而把它們定格在“文史隨筆”上。另一位老友朱正兄也寫過一篇評論文章，名為《史家·史筆·史識——讀來新夏的隨筆》，也把我寫的隨筆歸入文史類。其他一些朋友也多不約而同地發表過類似的見解，如此論定，似乎我的隨筆已經定型。
既然朋友們都把我的隨筆歸於文史類，那麼文史類究竟是怎樣一種特色？朋友們的見解歸納起來認為：我的隨筆曆史和現實的信息量較大，寫人和事多有根據，文字亦尚能注重“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的法則。我也從許多見解中領悟到，原來我的隨筆中既包含著傳統的文史相通的基因，亦粗具“以文為體，以史為幹”的個人寫作風格。這算不算是一種文史交融的隨筆？
於是我就用“以文為體，以史為幹”的標準來審視自己三十年來的作品，大體上符合。因此就從若幹遠近時期的隨筆中選一些自認為在內容上是有根有據求真求實，並以之作為文章的主幹，而不故作感情的發抒；在寫作上則拋開常見的那些枯燥艱澀的曆史文文風而稍重文采，力求可讀而為民眾所接受。共選文數十篇，結成一集，為標明文史交融的本旨，即以“交融”名集，用以求教高明。
《交融集》分七卷：卷一《管窺》，是我對學術和現實生活中一些不成熟的見解和我與他人對一些學術問題的商榷；卷二《訪談》，是我接受媒體對學術和現實生活的答問，多為隨機應答，毫無修飾；卷三《個案》是我為寫學術專著《林則徐年譜新編》時，先就其中某些大小專題，以隨筆形式寫下來，作為“以文為體，以史為幹”的標本；卷四《述往》是我對古今先賢的某些突出點，寫成小傳式隨筆，俾後來者知所景仰；卷五《談故》是談說曆史掌故，猶如史部中的舊事；卷六《點評》和卷七《序跋》都是對書的評論和推介，類似古今文人學者的讀書筆記和書後。這些選文不一定準確，隻是想說明自己寫隨筆的主旨。
我的隨筆集從未請人寫過序，因為我知道許多朋友讀書、寫作、教學、研究等必須承擔的社會職責太繁重，請他們讀我的全部或大部分書稿，再經過研究分析寫篇序，未免強人所難。而《交融集》卻一反常規，專誠請寧宗一兄為我寫序。因為隻有他讀了我的絕大部分隨筆，而且寫過兩篇具有研究性的辨析文章。我原擔心他已寫過許多，這次未免為難他，不料他一口答應，真使我喜出望外。他旁觀者清，又具有相當的理論水平，能幫襯我挖出我想說而說不清楚的想法。一旬以後，他拿來七千字左右的題為《從對接到契舍》的序，給我以極大的鼓勵，也讓我撥開迷霧，知道自己今後該怎樣做。我的選文並不完全準確表達我的想法，但有了寧序也就解除了我的顧慮。我感謝宗一的真誠，我也期待讀者理解。
二○○九年榴花季節寫於邃穀，行年八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