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無止境，孟明君並未以此止步，而是在此堅實的理論研究基礎上精進不已，並反其道而行，安排整理其所積存圖譜，“或縱陳於進化之軸，或橫展於流派之卷”，以使“不同時期，不同劇種，不同藝術家的臉譜”，經過學術研究的貫穿，而使“眾多臉譜形成為一個整體，一個體係，而不再散落，不再孤立，不再自生自滅”。不數年，研究有成，新作殺青，命名曰《戲曲臉譜圖彙》，正待出版。《臉譜覃思》與《戲曲臉譜圖彙》二書，足可稱臉譜學奠基的姊妹篇。有此二書，不僅將臉譜的研究提升至臉譜學的高度，亦可為臉譜文獻作有效的積存和保護，惠及後世，功德非淺。
2007年春，偶與孟明談及《戲曲臉譜圖彙》之作，餘頗韙其所從事，而於書名則略陳鄙見。愚謂“《圖繪》之名，要求大而全，恐現有資料，難以支撐，不如改為《臉譜流變圖說》，更為恰當”。孟明君欣然接受，即以之名其新著。2008年夏，孟明君竟以其成稿邀為序其書，延至秋涼之際，始通讀全稿。餘少好戲劇，但僅為喜好而已，於京劇知識，一知半解，惟於臉譜則情有獨鍾，以其醜中見美，頗能啟迪世人識人之智能。而孟明君又為愚夫婦二十餘年之同事舊友，情不可卻，遂勉允所請。通讀全稿，獲益甚豐，而頗難言其竅要。思之再三，粗述淺見，以就正於孟明君。
其一，搜集資料豐富。全稿約在二十餘萬字，收341個角色臉譜條目，而每一角色又有不同圖譜，所收圖譜總數達1700餘幅，而究其史源有梅氏綴玉軒藏明清昆弋譜、清宮戲畫四種、張笑俠氏著《臉譜大全》、劉曾複氏所著三種以及舊戲刊、劇照、民間流傳出版物等五方麵，取材不可謂不廣。至於各派演員所繪圖譜之保存，不囿門戶，廣搜博采，尤為難得。
其二，解說簡明扼要。全書以圖為主，解說自當簡要。本書文字解說共有四類：一為概說，為介紹整臉演變係統與其他臉譜係列二篇；二為譜式說明，以譜式產生先後為序，介紹各譜式相互間的演進關係及起源與演變；三為圖注，於譜式下注明時代、劇種、流派與繪者；四為簡評，評不同時期演變、流派、傳承以及舞台應用和審美方麵。其間二、四兩部分，事繁而文約，言簡而意賅，最耐尋味。有些簡評，反複誦讀，能見作者功力。其天頭所注角色與戲出，尤便讀者識譜。
其三，研究途徑得當。學術研究之成敗端在路子正否。孟明君曾自稱：“我開辟了屬於我自己的研究途徑：探尋臉譜樣式演進的線索，探索臉譜形式與內容相諧和的內在規律。”他按照自己正確的研究途徑走過來，日積月累，自然地獲取成果。他注重案頭與舞台相結合的方法，也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所謂的文獻與田野的結合，這是一條學術研究的捷徑。
僅舉三例，以明《臉譜流變圖說》之價值所在，其他可說者，姑不贅言。惟臉譜學之研究，正方興未艾。孟明君二書可稱奠基啟動之作，繼其後者，當有《中國臉譜演變史》、《臉譜流派析解》、《臉譜學概說》、《臉譜綜錄》（手繪本）以及著名學者與演員有關臉譜學領域中成就之個案研究等空間，猶待耕耘。孟明君年方下壽，退歸林下，正可傾全力，立中流，當砥柱，深加挖掘，廣為搜求，潛研著述，十年磨劍，則臉譜學定當巍然矗立於學術之林。山野一叟，年當望九，猶念念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禱，樂觀其成。孟明君其勉旃！
2008年金秋寫於南開大學邃穀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我開始由研究古典目錄學而逐漸延伸到圖書館學領域。並由於我受命在南開大學組建圖書館學係，在教學實踐中，我朦朧地感覺到圖書館學的某些課程存在著重見迭出的弊病。如《中國書史》《中國圖書館史》《中國目錄學史》和《中國藏書史》的分設，就出現無可避免的重複，使人有數見向、歆父子之煩。我想為什麼不能將這些課程合而為一，寫成一部《中國圖書事業史》呢？於是準備先從鴉片戰爭前的古代部分入手，並在1980年寫成《試論〈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的研究對象與劃階段問題》一文（《學術月刊》1980年8月）。這是《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的最原始提綱，得到一些同行們的支持與讚同，於是開始組織力量，進行編寫準備。
1981年，我對此書的規模作構思和設計，並邀約我的幾位不同時代的學生參與合作。我以那篇論文為基礎，撰寫了4萬字的提綱，作為共同寫作的基本依據。這份提綱先付油印，後在天津《津圖學刊》以講話形式連載。1986年《中國圖書事業史》70萬字的初稿完成，並據此簡編成《中國圖書事業史概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先行出版。同時將初稿審閱後提出意見，交由原撰稿人分頭修訂增補，最後由我全麵刪定為50萬字的二稿，油印後分寄有關人士求教。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正籌劃編組《中國文化史叢書》，常務編委朱維錚、劉澤華等好友，力邀我將此書列入叢書。維錚兄又多次提示，既入叢書，宜與其他書大體劃一。於是又經一次刪定，於1987年冬終於完成30餘萬字的定稿，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編寫過程中，我就考慮著手進行近代部分的編寫，曾邀請幾位朋友討論，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近代部分少所依傍，資料散在報刊，搜集難度較大，不要匆匆啟動，應先從專題研究做起。1985年後，我開始招收中國圖書事業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在考慮如何安排他們的學習和研究時，產生了一個構想：我把中國近代圖書事業，按曆史時期分成若幹專題，作為他們學位論文的題目，要求按專題寫成材料較充實、論述較完整的論文。經過十年的積累，取得了比較理想的效果，於1995年完成了《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的初步架構。此後，我毅然用了足足兩年時間，擱置手邊的其他工作，全力進行修訂、增補、刪略、通讀，終於在1999年將書稿完成，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正式出版，完成了我二十多年的夙願。
2006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二書責任編輯、老友虞信棠編審專門以電話向我建議，該社擬將原二書合一為《中國圖書事業史》，列入該社的《專題史係列叢書》中，征求我的意見，並稱考慮我年事已高，不宜過度耗費精力，主動表示願承擔合一工作。盛情厚意，令我深感欣慰，當即表示同意，並致謝意。於是就由信棠約請另一編輯毛誌輝先生，共同進行重組合一。
將原二書合一，不是機械式的拚接，而是重加全麵審視，統一體例，刪繁就簡而不失原意的再創新整合。經過虞、毛二先生一年多不懈的艱辛勞作，終於成為一部以自成體係、通貫古今麵貌出現的《中國圖書事業史》。這不僅給讀者一部完整的專史，為圖書館學領域填補空白，也使我實現了多年來的一種期待。2008年秋，這部經過對原二書瘦身三分之一強的新版《中國圖書事業史》的三校清校呈現在我的書案上。我以一個多月的時間，夜以繼日地通閱了全稿，除了個別的手民之誤和引文校核等有所訂正外，應該說已經臻於完善。
這部新創著述，是在《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和《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的基礎上編寫而成。過去參與過前二書的朋友，在前二書中曾有所致意。在此我仍憶念當年的友情。而這次的改編，則端賴虞信棠和毛誌輝二先生。虞信棠先生是前二書的責任編輯，又是我多年的老友，而毛誌輝先生則尚未謀麵。不論舊識，還是新知，他們都給予我和我的著作極大的關注。他們從若幹成書中選擇二書，曆盡辛勞，重加整合，編成新著，不能不令我感動。我以望九之年，得睹舊著新顏，又何得不至感欣悅。我默禱這部出於眾手的新著能為社會所接受，能有更多的讀者喜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