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袁逸君相識多年，我們曾一起到台灣參加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也常在一些藏書研究和文獻學學術會上見麵。他總是快快樂樂地與各方朋友笑談，甚至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行為也似乎有些懶散，頗有點不拘小節的才子氣。大家也很願意和他在一起說笑，所以他到哪裏，哪裏就熱鬧一片，博得很大的人望。我也很喜歡和他談天說地，談學問、談人、談事，在這些交談中不時會出現些機鋒，讓我感到他腹笥頗豐而見識獨到。他是一位以“玩世不恭”麵貌包裹住自己才學識的文人學者。我對他的文章不如對他的為人熟悉，他也很少經營張揚他的文章，我隻看過幾篇發表過的文章和報道中的篇名。近來讀書界的領軍人物南京徐雁先生親下臨安，向袁逸下了一道軍令狀，要他在三個月內，搜集他關於書的散篇為一集，把袁逸君逼得浮出水麵。因為這是套叢書，袁逸君不敢拖各位賢達的後腿，於是東爬西梳，翻箱倒櫃，擇其中20餘篇合為一集，題作《文瀾閣上說書事》（成書時改為《書色斑斕》），函我作序。
袁逸君的這部文稿所收各篇，篇名都很有吸引力。全稿以書為中心，分三部分。一是“書林捭闔”，對書史各有關問題作縱橫談，如於版權、稿酬、書價、遺跡、剽竊等事，均有論述；二是書樓探幽，說與藏書有關諸事如天一、嘉業的興衰，抄書、換書、買書的聚書經曆；三是書生意氣，述與讀書人有關諸事，如苦樂、仕途、婚姻、煙酒等行為。本意讀他二十多篇，即可操筆作序，不意讀來頗有滋味，篇名像一隻玉手在召喚，我不能自已地掉進袁逸的第二口陷阱，把全部文稿讀完！
我從來沒有讀過袁逸君這麼多文章，如今有幸，幾窺珍秘，自以為已得其大要，老言無忌，見仁見智，可以略說一二。
其一，袁文有“彙通”精神，“彙”是盡量彙集所有資料，“通”就是通古今事物的源流發展。如《古代民間借書：曆史的二十六個瞬間》一文可為“彙”的代表，他在這篇幾千字的文章中，搜集了從晉到清，中國古代民間借書活動的多樣姿態的資料，寫出了借書的作用與貢獻，彙集了自晉範蔚到清黃丕烈古今有名讀書人數十人以及各種與借書有關的事跡，引證的典籍有正史、雜史、雜記、書約、小說、題跋、文集、詩文等數十種。這就是袁文的“彙”。在《曆代書價考》名下的《唐宋元書籍價格考》、《明代書籍價格考》、《清代書籍價格考》三篇，曆述唐前、唐、宋、元、明、清幾代書價的錢物標準和價格的演變，上下貫通，演繹之廣，文史隨筆中尚不多見。如果袁逸君能稍加增益，略事鋪張，則可成《中國書籍價格考》一書，填補中國書史的空白。其他如《中國稿酬史考略》以及講曆代抄書、買書、換書的幾篇，都是通貫古今之作。這就是袁文的“通”。袁文的好看，就在他用了“彙通之法”。
其二，袁文有充足的信息量。全稿各文無一空話連篇。沒有花前月下的呢喃，更沒有哀時悲秋之呻吟。而是實打實地把自己掌握的古今信息，無私地反哺給讀者，沒有偽說，沒有戲說，如《一行白鷺上青天》、《美酒相佐好讀書》、《氣象萬千的書房風景》等篇全都是言之有物的筆墨，有根有據的事實。他把艱深難懂的信息，化作明曉易懂的話語，給讀者正確的知識。也許有人說如此掉書袋不像隨筆，我說不然，這正是文史隨筆的正路。沒有幾年寒窗苦，是掉不動這些書袋的。把正確的東西，用民眾能接受的筆墨轉達出來，難道這不是有良知的文人學者該做的事嗎？
其三，袁文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剽竊是阻礙原創作品的毒瘤，但人多熟視無睹，有口誅而少筆伐，惟袁逸君獨標《中國古代剽竊史論（先秦至宋篇）》一文，分析剽竊的起因、定說、文獻記載、理論探索及思考，雖尚不完備，但首揭其事，有啟發後來者深入探求之功。讀書之苦樂境界，曆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主“學海無涯苦作舟”者，有主“讀書之樂樂無窮”者。我素來主“學海無涯樂作舟”，要快快樂樂地讀書，不能愁眉苦臉去讀書。袁逸君那篇《東邊日出西邊雨——古代讀書人的幸福指數》，根據大量的文獻資料，體察讀書的苦樂，而得出讀書有苦有樂的結論，令人思考。《欽點天一第一樓：乾隆與天一閣獨特關係探析》一文，跳出人們對天一閣本身的大量探討，而抉出這樣一個題目，亦以見袁逸君視角之獨異。一般都提到乾隆對天一閣建築的欣賞，而袁逸君則探索了乾隆對天一閣的認知軌跡是“從一無所知到有所聞知；從知之膚淺到知之較多，了解漸深；從一律看待，例行褒獎到另眼看待，青睞有加，由衷推舉，備極恩寵”。這是對天一閣的一種新評價，也啟發讀者對一位封建皇帝的別樣認識。嘉業堂是中國藏書史上最後和最壯麗的一道界碑，評價不一。袁逸君親曆其事，毅然做出鏗鏘有力的結論說：“開明、通達，是嘉業堂藏書的主體形象；弘揚傳統文化、福澤社會公眾，是嘉業堂藏書的實際效果：傳播典籍，心存公益，是劉氏藏書最大的亮點”，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是有爭議的人物，但袁逸君斷言：“劉先生贏了，贏得曆史美名，也贏得了人民莫大的敬意。順應曆史潮流，與時俱進，傻公子其實一點不傻。”這就是文史隨筆的史筆。
其四，袁逸君性情疏放，時有情趣，作文亦複如此，隨手拈來，都成妙諦。他有些篇名很能吸引讀者，如《傳奇的麵食鋪》一文的題目，乍看似乎是講麵食鋪的傳奇故事，讓人要知道個究竟，看不了幾行，即已轉入書商搜求散佚，得北宋本《後漢書》缺冊的故事上來。由麵食鋪包點心的善本書頁，延引到丁申兄弟在留下鎮收集文瀾閣《四庫全書》散冊的故事，都源起於店鋪的包裝紙，用以警示世人，敬惜字紙，經常留心散失，拾遺補闕。袁逸君把這種關注，總結到“這就是傳統中國崇文敬學，珍惜典籍的人文精神”。
從袁逸君各文的內容看，他讀了不少書，至少使我很瞠目。我讀書八十年自以為看了不少書，但袁逸君所讀各書，有很多是我未經眼的，他的讀書有得和引證應用，多很準確，可見其“博聞強記”之功力。袁逸君好交遊，白天夜間，時有友朋相聚；他又好出遊，僅以浙江為例，巡行幾遍全省。我真難想象他何時讀這麼多書，是天資聰穎，過目不忘？還是他背地裏暗下苦功，用“偷著樂”的讀書法，遮掩眾人的耳目。他從不張揚自己的讀書積累，這次曝光，實令人羨慕。我曆來感到讀書界一批中青年咄咄逼人之勢有壓力。他們讀書多，又勤於筆耕，年出一書是他們的底線。我常稱南京徐雁，蘇州王稼句，海南伍立揚……眾多讀書人為“後來者（必）居上”，今又得袁逸君，得不欣喜。我既羨慕他們百尺竿頭，來日方長，又以此激勵自己，蹣跚追蹤，不要落得太遠。心懷激奮，信筆抒懷，不知得主人意否？是為之序！
二○○九年春日寫於南開大學邃穀，行年八十七歲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八個字，是清代學者章學誠在精研目錄學後給予的總評價，非常準確。我讀了李孟明君所著《臉譜流變圖說》稿後，頗有所得，而孟明君又請序於我，於是準備寫點讀後感以應，但一直想不好一個篇名，直到著筆之始，忽然想到章氏這句高度概括的評語，遂加借用以名篇。
臉譜，凡是看過京劇演出者，都知道這是京劇藝術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隻是一些舞台的感性知識。有些人知道這是區別忠奸良莠的一種標識，有些人或許能評騭臉譜勾畫的優劣良窳，也有人把一些對人物作形式化刻畫的作品給予“臉譜化”的惡諡。至於能深入地了解臉譜的起源、發展以及其美學價值等等，則多語焉不詳和闕聞少見。若能以之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則更為鳳毛麟角。
臉譜能否列為一門專學——臉譜學，能否作為一種學術來研究，那就要對這門學問進行全麵的考察。我認為，臉譜學之所以可稱為專學，因為它有一套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係統；它有文獻記述和田野（舞台）積累的豐富原始資料，可供研究者使用；它也擁有一批，即使是一小批的研究者正在從事整理與研究，並取得一定的成果；它還有若幹空間可供開發挖掘；它的研究對提升現實社會群體的審美觀念有所裨益。據此，把臉譜學視為一門專學，似無不可。所以孟明君的這種研究，首先應肯定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學術研究。
孟明君從兒時就受京劇藝術的熏陶，成年後又留心文獻研究與臉譜的臨摹揣摩，更得著名學者與演員的點撥，潛心研究多年，曆經梳理舊聞，擇善而從，推陳出新，獨具創意。終使臉譜學之研究別開生麵，自成一家，發為文字，積而成《臉譜覃思》一書，頗受前輩學者讚許。著名學者劉曾複曾為其書弁首曰“羅古今於圖文，寄褒貶於評語。事事有據，事事有新。美可以表眾人之願，評不違眾人之公，誠眾人之快事也”。語短意長，可謂確評。2003年5月，《臉譜覃思》正式問世，餘幸獲孟明君見惠一冊，捧而循讀，獲知良多。孟明君厚積薄發，於書中暢敘臉譜之種種，其獨抒創見者比比，如論臉譜的緣起稱：“淨角人物臉譜則源於生活本身，確切說，是起源於對生活中性格粗獷一類人物相貌的概括與模擬。”如論臉譜的真正內涵稱：“符合劇情需要，符合角色身份、性格的，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臉譜是講道理的真臉譜。”又如論藝術的創造過程說：“任何藝術創造都有相同的規律，戲劇臉譜也經曆了從眼中之象、心中之象到筆中之象的創造過程”；而“除了生活實踐外，舞台實踐在臉譜意向營構的藝術活動中，是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孟明君對臉譜的成熟標識作了較精確的總括說：“臉譜藝術體現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鮮明對比的色彩，極富意象性的神態刻畫，誇張又不失生理依據地傳達出生活中人物的情感性格與自然生理特征。”類此有創意的見解，都給讀者以新鮮的感覺，亦可見孟明君於臉譜學的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