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譯《古典目錄學淺說》序
古典目錄學，肇端於漢代劉向父子，下垂明清，曆千數百年而相沿不衰。名著紛呈，名家輩出，遂成中華傳統學術之一大支脈。其學術內涵極富：以廣搜異本，校讎異同，來確立定本；以勘定篇次，分類立目，來分析和辨明學術流派，評論圖籍；以撰寫書錄，來表達學術觀點，指導後學門徑。是以治文史學者多攻習此學科，俾得事半功倍之效。
我正式攻讀目錄學，始於上世紀40年代初，時負笈北平輔仁大學，從師於陳垣（援庵）、餘嘉錫（季豫）二先生之門。陳、餘二師目錄學功底深厚，又善於啟迪後學。援庵師傾心於目錄學甚早，在少年時代，就開始涉獵《書目答問》，作為讀書選書依據。後又進而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奠定其“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治學潛力。他曾親手編製《文津閣書冊頁數表》、《四庫書名錄》、《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及《敦煌劫餘錄》等目錄學專著，尤其是講授和撰述《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更為蜚聲學壇。修學這一目錄學課程，不僅為“史學研究之助”，也使“初學者於此略得讀佛書之門徑”。援庵師還以此書為例，規定撰寫目錄之模式是“每書條舉其名目、略名、異名、卷數異同、版本源流、撰人略曆及本書內容體製，並與史學有關諸點”，貽人以目錄學基本知識。他很推重季豫師之目錄學造詣，他為《餘嘉錫論學雜著》所寫序中雲：“他（餘師）學術的淵源，實得力於目錄學，而他終身所從事的學問，也是以目錄學為主。”
餘嘉錫先生的目錄學造詣，確乎很深，足稱近代目錄學大師。我初進大學，既受高年級同舍生的指點，又讀季豫師所著《目錄學發微》，遂決意選修季豫師在中文係開設之“目錄學”課程。季豫師指定《書目答問補正》為讀本。當時，我幼稚得以為由此即可進窺目錄學堂奧，孰知展卷一讀，隻是一連串鱗比櫛次之書名，彼此毫無關聯，讀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旋經柴青峰老師指點，以貴陽本校讀《補正》本，比勘異同，終於將全書通讀一遍，自以為略有心得，想進一步鑽研，遂於某日冒昧登季豫師之門問業。季豫師聽取我所陳學習情況後，嚴肅地教誨做三件事：一是講述三國董遇“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故事，要求繼續讀《書目答問補正》，並特別注意字裏行間。二是要求多讀些與《書目答問》有關之目錄書，我遵師命曾先後閱讀《書目答問箋補》、《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讀書敏求記》和《鄭堂讀書記》等書。三是要求利用暑假為《書目答問》編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書名索引及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季豫師還說：“做好這三件事，《書目答問》就算初步讀通了。”
大約經過一年多光景，我認真做好此三事，似乎感到已奠定古典目錄學之入門基礎，讀一些目錄書也不感到十分枯燥，而能從中捕捉到自己所需之知識，鑽研學術也很少有無所措手足之苦惱，自信能在學術迷宮中得到曲徑通幽的樂趣，更願就此深入下去。但在50年代以後，古典目錄學這類課程被視為“封資修”的“封”類學問，被打入學術冷宮，幾乎漸漸被人遺忘。我則利用微不足道之古典目錄學知識，就所讀有清以來人物年譜，每讀一編，輒寫一提要，日積月累，漸成一數十萬字初稿，乃以毛筆謄正於小學生作文本上，不意在“文革”中被抄沒，直到70年代後期，我被謫放在農村時，在一次所謂清退查抄物資時，竟撿回兩冊已殘破的手稿，我欣喜若狂，連忙找出一些草稿和劄記，在農耕之餘，盤坐土炕，在暗淡燈光下，經一兩年始大致補齊。迨召還後，又加補充訂正，終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一書，共五十餘萬字，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備受讀者關注。近二十餘年，又不斷增補，幾近一倍，成百餘萬字增訂本，即將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這是我對古典目錄學的一次學術實踐。上世紀60年代初，我因接受政治審查，教學工作被剝奪，處於一種閑散境地，難以排遣空餘生活，於是想到重理舊業，以《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作模式，將各圖書館的名家批注及有關論述，彙補在我手邊時加翻閱之《書目答問補正》本上，經過幾年過錄，所藏這部《書目答問補正》已是滿目瘡痍，天頭地腳，字裏行間，無不充盈墨筆小字。“文革”期間，這部《彙補》也在劫難逃，所幸在清退時，居然完璧歸趙，時念整理補充成一《書目答問彙補》，作為攻讀古典目錄學之入門讀物，但終因資料散在各處，一時難以搜求，歲月蹉跎，延至耄耋之年。近年幸得各方書友協助，於2008年春，完成《書目答問彙補》一書，得百餘萬字，亦將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有此二書，我始可稍報陳、餘二師教誨之恩。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途，舉國上下，百廢俱興，學術亦日趨平實。各類基礎課程，紛紛恢複與增設，“目錄學”一課，亦在其列，而我則榮膺教席之任，衷心竊喜，躍躍欲試。於是翻箱倒篋，得鄉居時所撰《目錄學綱要》八萬餘字，時值酷暑，增補資料，條理文字，僅浹月而成《目錄學講義》十餘萬字，為新學年開設課程作準備。竊以此目錄學不同於圖書館分類編目之書目學，而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專學，深思熟慮，以其有悠久的學術源流，又具豐富充實之內涵，為此而定名為“古典目錄學”，並為講義命名為《古典目錄學淺說》。
《古典目錄學淺說》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為目錄學概說，對目錄學的界定、類別、體製和作用等，進行較全麵的闡述；第二章為古典目錄學著作和目錄學家，對自兩漢至明清的重要目錄學著作和著名目錄學家進行平實而公允的評述，便於掌握古典目錄學的基本內容；第三章為古典目錄學的相關學科如分類學、版本校勘學等專門學科，作了較詳盡而具體的論述，以加深讀者對古典目錄學的了解；第四章為古典目錄學的研究趨勢，提示對古典目錄學領域的前瞻設想，可供研習者思考和進一步探求。意料之外，“古典目錄學”這一定名竟為學界所接受和使用，而此課程也為青年朋友與學生所歡迎。《古典目錄學淺說》經過幾次修訂，於1981年10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得到學術界的關注，有的學者還寫了評論，給予鼓勵和幫助。2003年曾重印北京新一版，2005年8月，中華書局又將其收入《國學入門叢書》中，印行第三版，為研習目錄學之必備讀物。
2008年7月，南京大學中文係韓籍博士生樸貞淑女士來函，要求韓譯拙著《古典目錄學淺說》。8月4日，其導師張伯偉教授發來推薦書雲：
“韓國留學生樸貞淑同學，畢業於韓國啟明大學校中國文學係，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2005年負笈來寧，就讀於南京大學中文係中國古代文學專業，苦讀三年，以《〈文選〉東傳韓國之研究》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已順利通過論文答辯。該生對文獻學有濃厚的興趣。也有較好的基礎，她針對韓國學術界對文獻學不夠重視的現狀，擬翻譯中國學者的相關著述以藥之，其意可嘉，用敢推薦，盼能遂其美意，以光大吾華學術。”
中韓文化交流，曆有年所，載籍多有記述，李白晁衡之唱和友誼，長安爭購張、白居易詩文，中華學人，久稱盛事。今世學術交流，學者訪學，尤呈頻繁。樸貞淑女士不遠千裏，求學金陵，從師張門，學有所成。又焚膏繼晷，移譯拙著《古典目錄學》一書，為中韓文獻學領域之溝通交流，有所貢獻，其誌可欽。樸貞淑女士方當盛年，前程遠大。望九一叟，企翹其開通交流渠道，日益廣闊，互譯互補，沾溉中韓文化。餘於此當拭目以待，是為之序！
二○○九年二月十日，寫於中國天津南開大學邃穀，行年八十七歲。
中華載籍，為數浩繁，相沿至今，雖時有增損，但至今猶能擁有十數萬部冊古籍，實非易易。其所以得垂世久遠者，端賴先人之善於保護。保護措施不外二途：即藏書與刻書。藏書者，罄資財搜購典籍，以防散失損傷；刻書者，再造古籍，繁衍古籍，不致孤善滅跡。前人或藏或刻者多，而藏刻兼具者鮮。明清以來藏書刻書並行不悖者漸盛，藏書家又多立說鼓吹，如清初曹溶之《古書流通約》昌言刻書之益，有推動之功。清代刻書幾成藏書家之美德，於是藏刻紛起，而鮑廷博之既藏又刻，鍾情典籍，尤為著名，為學人所熟知。
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飲，又號通介叟、得閑居士。祖籍安徽徽州府歙縣西鄉長塘村。以父祖經商於浙江而寄寓杭州，並出生於斯土。迨父母離世，即遷居浙江桐鄉烏鎮楊樹灣，而鮑廷博始終以徽人自命。他少習會計，又勤學耽吟。因科舉不利，蹉跎歲月，遂絕意仕進，而從事藏書刻書事業，成為清代前期一大藏書家和刻書家，體現了徽商“賈而好儒”的特點，達到了“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完美結合。
鮑氏正規藏書始於廷博之父思詡，思詡業賈浙杭，而頗好書，建知不足齋以庋藏。廷博承歡膝下，以孝事父，進而力購前人所藏典籍，日積月累，遂成大家。鮑氏藏書來源，大抵不外購進、傳抄、獲贈三途。購進始於乾隆三十六年，有各種宋元善本及名家所藏；傳抄為與人交流互補，據知約有二百餘種。各本多有廷博批校跋語，可助了解本書；獲贈多為友朋間情誼所致的表達，而《四庫》獻書後頒賜的《古今圖書集成》雖因係禦賜而另建賜書堂以貯藏，但亦屬贈書一類。據此數源，則鮑氏藏書必有相當數量，究其詳數若何，則尚無確數。就我所主編之《清代目錄提要》收《知不足齋宋元文集書目》條稱：“本書是鮑廷博所收藏的《唐宋元人文集目錄》，共約四百多種。略依時代分類，其中唐人文集十六種，宋人文集三百三十八種，南宋人小集六十種，金元人文集一百三十八種，宋元人總集八種。”此僅文集一類。又其《四庫》獻書達六百餘種，被著錄者250種，入存目者129種，列獻書四大家之首，足見鮑氏藏書精富，無愧於大藏書家之雅稱。
鮑廷博對所藏，不僅善加愛護，而且進而研究和完善各書內涵。他居家行旅，以書自隨，焚膏繼晷，親加校勘，搜求眾本，相互讎校，正訛補缺，並寫題跋，誌其始末，使所藏各書無錯訛，對錯漏之書則嚴加指責。又邀請專家為校專業書籍，如史學家錢大昕、醫學家魏之琇、算學家丁傳、曆算家李銳等，均應聘為校專業典籍，提高質量，使鮑氏經校各書得“無一訛字”的美譽。
古代刻書有官、私、坊刻之不同。鮑氏刻書，自非官刻，而所刻諸書，亦非單純牟利，難稱坊刻，當屬私刻一類。鮑廷博刻書始於乾隆十年以花韻軒名義刻鎖馮普之《古今姓彙》，多為私藏珍善本零種書和朋友著述。乾隆三十一年，鮑廷博助成浙江嚴州知府趙起杲青柯亭刊蒲鬆齡《聊齋誌異》十六卷本。這使《聊齋誌異》改變以抄本流傳，篇卷有差異的狀況，為中國文學史研究作出一定貢獻。在刊刻零種典籍的基礎上，鮑廷博逐漸形成刻整套叢書的想法，特別是在《四庫》獻書獲得賜書後，聲名鵲起，更激勵他的意誌。從乾隆四十年起直到道光三年止，曆經五十年祖孫三代的努力，終於纂成《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收書二百餘種、七百餘卷。此叢書的刊行，顯示出清代圖書再編纂事業中具有較高質量的成果，頗便廣大學人的參閱。不僅當代學人讚譽有加，後世好評，也不絕如縷。
這樣一位大藏書家和刻書家，除了一些簡略的生平和因叢書而有所涉及外，較完整的傳記和評述則較零散。直至2006年5月黃山書社出版《清代徽人年譜合刊》時，始將舊藏安徽省博物館，由王立中所撰並經安徽省圖書館鄭玲女士點校的《鮑以文先生年譜》問世。原作者王立中先生在稿本例言中曾申明該譜的主要內容是：“此譜但選其有關校刻書籍或先生之師友按年份係之不泛及也。”王編雖簡略，但對鮑廷博一生藏書刻書著述等事跡，作了初步條理化的編次。鄭玲女士除了點校整理該譜外，又對其史料價值撰寫了專文《〈鮑以文先生年譜〉的史料價值》，指出該譜的三點價值說：“第一，為鮑以文的生平提供資料，使已有的傳誌但卻簡略的人物資料得到豐富補充”，“第二，鮑以文朋友之信息總彙”，“第三，此年譜還提供了其他多方麵的信息如《永樂大典》與《四庫》的關係”等，給該譜以某些肯定（《天一閣文叢》第五輯）。但該譜文僅萬餘，事多缺漏，與鮑廷博之業績，名實難符，近年安徽劉尚恒先生為寫《首創有功，記事有憾》一文（《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477期，2008年5月），對王撰鮑譜作了較中肯的評論。劉文一麵肯定王譜手稿點校出版，“不僅對徽學研究有極大的幫助，而且對中華傳統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同時也指出該譜的不足說：“一、缺載年份多……凡四十七年未有記錄，占鮑氏行年一半強”，“二、有些年份，雖有鮑氏事跡，卻過於簡略，失去豐富的內涵”，“三、有些年份所記，根本未涉及鮑氏事跡”，“四、有些年份所記時事詳，而於鮑氏事略”。是王譜之有待充實豐富。劉尚恒先生有鑒於此，遂本皖人述皖賢之誌，立意重寫鮑譜，於是先從收集四類資料入手，即1.鮑刻叢書的序跋校記，2.鮑氏交遊的書友詩文、年譜、題跋、筆記，3.各類誌書、目錄、題跋、雜著等，4.譜牒、書劄及鮑氏詩文之作。有此廣闊史源基礎當為新編鮑譜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