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類資料中，自當以鮑氏叢書之序跋校記為最要。這類資料雖已見諸叢書，但因散置而多為人所忽視，實則鮑廷博於版本、校勘、目錄諸學之真知灼見皆貫穿其中。劉尚恒先生多年從事目錄版本之學，造詣頗深，乃深加選剔，條分類係，分置各年。各條之下，又自加按語以考訂異說，補釋版本，敘說鈔書、刻書、藏書、交流、著錄等情況，使鮑廷博之學術亦得以發揚。鮑廷博交遊甚廣，與學林書苑之宿儒耆舊，多有交往。所記多有裨於傳統藏書文化之研究。劉尚恒先生又為所涉及諸君子，補其生平，論其學術，不啻為傳統藏書文化增添研究資料，而鮑廷博之書界地位，亦借此烘托，顯然得見。至於三四兩類，足為全譜輔翼，使鮑廷博一生益顯完備。此新編鮑譜有異於王編之一大特色。
劉尚恒先生於正譜之後，增設一《譜後記要》，記譜主身後行事，頗具創意。紀要始嘉慶二十年，終於民國十年，前後計百餘年，雖非逐年記述，但有事必錄，使有關譜主行事得完整具見，所記主要為足本《知不足齋叢書》最後數集及《續知不足齋叢書》與《後知不足齋叢書》的編纂緣由。其光緒六年條記廷博曾孫鮑寅將家藏賜書《古今圖書集成》捐獻與文瀾閣，是鮑氏此時尚有藏書。若自鮑廷博之父藏書至其曾孫捐書，其間鮑氏藏書雖有散失，終非絕跡，是可稱五世藏書之家，為曆來藏書家所罕見。此新譜之又一特色。
我與劉尚恒先生為數十年交往之舊識，於學問一道，時有商榷。尚恒一生雖有坎坷，但好學不倦，筆耕不輟，為同仁所稱道。今年晉古稀，猶孜孜以求，實足為後學垂範。嚐念鄉先賢鮑廷博為藏書刻書，卓著功績，而其事跡不彰，已有譜傳又多簡略，乃竭數年心力為撰新譜。稿成來舍請序，我雖近望九之年，體弱多疾，而見此作，猶情不自禁，勃然而興，盡兼旬之力，通讀全稿，讀後深感學問之無涯，惜尚待字閨中，至希就此待梓之際，於鮑廷博一生之社會背景及有關書林掌故，略有點綴，則全譜當更顯豐厚生動。濡筆略誌所得，是否得當，祈作者、讀者有以教之！
2008年冬日寫於南開大學邃穀，行年八十六歲
（《博覽群書》2009年第2期）
1993年，我和林天蔚教授相識於台北。那一年的11月上旬，我應台灣淡江大學之邀，赴台參加第一屆“21世紀海峽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會後，又到台北的幾所大學作學術報告。中旬的某一天，我應政治大學曆史係的邀請，向該係師生作有關北洋軍閥史的學術報告。在報告結束後，有一位學生來邀我到某教室和一位教授晤麵。到教室門口時，隻見一位身材不高，但精神矍鑠的老教授，從講台上下來迎候。他就是林天蔚教授。當時他正在為曆史係學生講授有關方誌學方麵的課程。他向我解釋，因為時間安排有困難，所以他讓出一課時，請我為學生談談方誌學中的史誌關係問題。我深感林教授的真誠，也就不揣冒昧地講了講自己的觀點，向林教授請教，與同學們商榷。從這次締交以後，我們多次在國際性學術會議上見過麵。彼此交流溝通，了解日深，特別是1997年底和1998年底，分別在天津和台北召開的“中國海峽兩岸地方史誌學術討論會”，是由我和林教授代表雙方主辦單位具體運作促成的。通過這兩次具體合作，我對林教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林教授在學術上有深厚的舊學根底與學術造詣；在為人上非常熱心坦率，樂於助人；在處事上又非常幹練通達，的確是一位值得信賴的益友。
林天蔚教授涉及的學術領域很廣博，從他的著述考察，他涉及了曆史學、方誌學和譜牒學，都有很豐富的論述。他治學謹嚴，所著無不遵循學術規範，一絲不苟。他勇於發表個人新見，善於與同道商榷而不相忤。天蔚教授好學深思，勤於筆耕，曾積30年之功力，於1995年彙其所著，成《方誌學與地方史研究》一書，於台北問世，對推動史誌研究有所貢獻，頗得同道重視。而是時林教授方為二豎所擾，自以為尚未能臻於完美，頗引以為憾，乃又以七年之功，訂正補益，終於2001年成《地方文獻論集》巨著，次年即在大陸海南出版，影響更為廣泛。我辱承不棄，幸獲贈書，並囑撰寫書評。惟以當時先室正重病在床，心焦神疲，難以執筆，遷延多年，未能報命，深感愧疚。而林教授一本精益求精之旨，不僅對《地方文獻論集》續有修訂，複增入新作數篇，即於2004年10月間，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召開“地方文獻國際研討會”之際，將《地方文獻論集》增訂本交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重新出版，並麵約我為之撰序。我敬承雅命，謀補前愆，欣然允諾，乃盡月餘之力，讀竟全書（2001年大陸原刊本），頗有所獲，爰就所得，略陳臆說。
《地方文獻論集》之命名，即已揭示林教授學術之本源，乃在於地方文獻。至其所致力之曆史學、方誌學與譜牒學，無不源出於地方文獻之範疇，而各自成流。此於林教授自序中已闡明其義雲：“大概在宋之前，誌書之修纂多撮取自國史之資料；宋以後，國史之編纂又多采自地方誌書之史料，而地方誌之資料多來自地方文獻，如族譜、方誌、金石碑刻、文書契約、個人著作（如文集）等。文書契約有個人文集，雜而無章。大致而言，研究地方史卻以族譜、方誌、金石碑刻等項為主，而此等史料可修纂而成地方誌，或彙集而作專題研究。”這一段論述，不隻明示林教授之學術源流，亦且為地方文獻之內涵、地位以及與史誌間關係等，出一論斷。循此源流脈絡，順藤摸瓜，則讀《地方文獻論集》，若剝籜見筍，易得其竅要矣。
《地方文獻論集》共有5篇。分裝上下冊。上冊為《方誌篇》與《譜學篇》。
《方誌篇》對方誌之源流發展與功用、方誌理論與方誌理論家、新方誌興起與新方誌擬目、海峽兩岸之修誌機構等，皆分別列章，有較詳之敘述，使讀者對中國方誌事業得一完整認識，不啻為一部中國方誌史。此數章原刊於《方誌學與地方史研究》一書，收入《地方文獻論集》時，略有增刪，並增入新作二篇。一篇名《清代方誌學名著知見錄》，為應同道建議而作，用以示有清一代方誌學研究之盛況。另一篇則為評介拙編《中日地方史誌比較研究》。“中日地方史誌比較研究”是1991年至1992年間我與日本獨協大學齊藤博教授有關方誌學的國際合作學術研究項目，分別組織、彙集中日學者有關史誌研究成果。曆經兩年，彼此交換審定修改，至1995年，中文本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曾舉贈林教授，請其評正。林教授非常認真地對待我的請求，他沒有隻寫點感想和簡評，而是對全書作了極為詳盡的評說，他介紹了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又逐篇甚至逐段，加以按評，他更以專篇形式置入其《方誌篇》中，作為主要章節，其真情令人感動。林教授認為《中日地方史誌比較研究》雖然隻是一部“兩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彙編”，但“亦可窺知兩國學者在史誌方麵的成果及聯合研究的開端”。他對每篇論文都能實事求是地做出按評，如對拙作《略論地方誌的研究狀況與趨勢》一文中所論辛亥革命後方誌研究的四個方麵即評稱：“此四項分類，十分具體而簡明。惟舉例方麵……似乎詳北略南，尚可補充”，但對拙文中所提到的“今後地方誌研究工作的淺見”，則肯定為“這是作者多年經驗提出的意見，十分寶貴”，體現出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其他中日學者所著，亦多有中肯的按評。值得參考。
《譜學篇》是本書的另一重點，充分表明林教授在這方麵的研究成就。他除了剖析源流，嚴加界說外，有若幹獨抒己見之處，如對海峽兩岸之新舊譜學的剖析，總括了兩岸研究者與研究成果，均為他書所未及。而最值得注意者，乃是作者經多年研究所提出的論題，即“方誌與族譜之關係及其聯合研究之價值（已編作本篇第四章）。作者在文中對方誌與族譜二者之間提出六條相比較的內容。並得出結論說：“方誌與族譜，均是地方性之資料，各有其價值。方誌之研究，重點在‘地’；族譜之研究，重點在‘人’。當然兩者亦兼及其他各方麵之活動，故若聯合研究，所得更大。”作者更以此方法親撰專文以實踐之，即《宋代徭亂記事編年》、《譙國夫人事跡質疑及其向化與影響》和《16世紀葡萄牙在香港事跡考》等三篇，並再次“強調聯合方誌與族譜是研究地方史誌主要途徑”。大陸誌事之興，已逾半個世紀，而言及與族譜聯合研究者，尚乏其人，亦足以見林教授之好學深思也。
下冊為《金石碑刻篇》、《專題研究篇》和《附錄篇》。
《金石碑刻篇》在本書中雖篇幅較小，但金石碑刻卻為地方文獻屬下之一大部類。林教授以敦煌索勳碑考索張義潮在敦煌與當地望族索氏共建歸義軍政權之史事，為唐代西北曆史增一重要史料。敦煌寫卷嚴格說，本非金石史料，林教授或以其出於石室，遂將利用敦煌寫卷所作考證二文入於此篇，其中《敦煌寫卷之校勘問題》一文係林教授精心之作。他以半年時間檢閱瓜州資料（約為全部寫卷之5％），便“感覺到寫卷中問題不少”，於是做出敦煌資料“固然是最寶貴的原始資料，卻未必是絕對可靠的資料”的結論，從而大聲疾呼要校勘敦煌寫卷。這不僅有益於敦煌學之研究，亦為校勘學增一新內容。其最引人注目的是《金石與中國曆史文化》一文，其中甲、乙兩部，附入金石圖片，作實物說明，而丙部雖文不滿千，但述搜集、利用金石之曆史，以及有關學者、著述，頗簡要可讀，他總括金石之重要性稱：“金石學是研究地方文獻的‘頭手’資料，價值甚大。”其言可謂得乾嘉諸老“金石證史”之餘緒矣。
《專題研究篇》係作者多年研究成果之結集，除對多種《廣東通誌》有所評介外，對若幹人物與史事，亦多有研究，資料豐富，論述精當，甚有裨於曆史研究，尤其是對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更為時人所難涉及。《附錄篇》為本書之結尾，收入作者特約稿十一篇，前三篇為西方學者介紹美國有關地方文獻之著作，後八篇為兩岸學者對《方誌學與地方史研究》之評介。此附錄並非點綴全書之閑文，而是對作者原始著作《方誌學與地方史研究》之拾遺補闕。作者對這些意見亦非全部包攬或不置可否，而是在本書自序中有所回應：有自承不足與錯訛者，有相與商榷者，令人感到作者確具虛懷若穀，又獨有見地的良好學風。
林天蔚教授在重新出版《地方文獻論集》增訂本時，又增入論文數篇，它們是《廣東文化之“危言”與改革之“微言”》、《香港文化與曆史——新的剖析》、《論錢賓四（穆）羅元一（香林）兩位史學大師對香港之貢獻》以及在“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論文《地方文獻之新觀念與新分析》等，基本上以香港問題及地方文獻之研究、運用與整理之建議為中心，頗具與時俱進之感。另收台中中興大學黃秀政教授《評地方文獻論集》之《譜學與金石碑刻研究的創新》一文。黃教授為台灣資深教授，於地方史誌研究，素為兩岸學人所推重，所論林著中譜學與金石碑刻研究的三特點，即比較研究，內容創新；資料豐富，引證詳實；立論平允，見解精辟，實為中肯之論。
讀《地方文獻論集》竟，深感於地方文獻研究方麵，獲益良多，而若幹創新之論，又甚受啟迪。從而粗窺林教授學術堂奧，不禁令人歎服。不意耄耋之年，神昏目眊，猶獲進益，得不欣然！爰就隨手劄錄之心得體會，整理成文，以作愚者一得之貢，尚祈林教授有以教我為幸！是為之序。
（《中國地方誌》2005年第4期）
自上世紀80年代首輪新編方誌在全國範圍內全麵展開以來，氣勢蓬勃地走過了近三十年的曆程，並已轉入第二輪修誌階段。在這關鍵時刻，對首輪修誌事業進行全麵回顧，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十分必要，但不需要滿篇官話、空話和套話的文章，而需要認真研讀，細節分析，做出褒貶得當、具體深刻、言之有物的論述，令後來者有所去取與依傍，為第二輪修誌提供詳明具體的借鑒。我曾想對首輪修誌中的大量創意，進行探討，議論是非。但年高體衰，力不從心，惟非常期盼有誌者能對此有所貢獻。適逢其時，山西任根珠先生以其新著《新方誌概述點評》一稿請序於我，不禁大喜過望，即允其請而通讀其全稿。
任君根珠從事方誌編研工作二十年，為山西修誌事業主編刊物，整理舊誌，編纂地情叢書，彙集資料，及誌書評審等項工作，盡心竭力，卓著勞績。科研成果累累，鴻篇巨製，蜚聲誌壇。前者，我曾覽讀其《山西大典》與《西樵誌語》二書，並曾應請為其《西樵誌語》作序，有雲：“展讀任君《西樵誌語》文稿，確乎有學有識，耐人尋味，一氣讀竟，自愧暮年學殖之荒疏，深慕後起者之精進不已。”集中所收諸文“於舊誌整理與研究，繼承與參考，樹立模式。於新誌體例之探討，分析詳盡，有理有據，不僅總結二十年修誌實踐中之經驗，亦足備後來者之參考借鑒”。時隔十年，任君複以《新方誌概述點評》新著見示，足證任君之奮進不已，筆耕不輟之精神。
“概述”一體為首輪新編方誌之創意，大多數誌書競相采用，效果甚佳，而究以何種體例為宜，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雖於此無專題論述而為各誌撰序時則多所涉及，如《平遙縣誌序》有雲：“概述為舊誌所鮮見，而為新編誌書之再創體，其體甚善，既可括一地之盛，複能得一書之要。今編新誌，無不有此一篇。雖寫法多有不同，而已共識其為此新誌構架不可或缺之一重要組成部分。”於《許昌縣誌序》中有雲：“概述為新編方誌所獨具，縱覽新編諸誌，體例各異，尚難劃一。《許昌縣誌》之概述，言不足萬字，而古往今來之天地人各方麵，均見於筆下，而全書內容複得提挈。其言簡，其意賅，既方便於一般需知縣情者，又啟示欲知其詳者之求讀全書，誠可謂得概述之立意。”至《武都縣誌序》尤得概述之大要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