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本小說在故事結構、人物刻畫上的這些特點，表現了古典小說中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比唐傳奇又前進了一大步，開始趨向成熟。
在敦煌變文和唐話本中雖間有俗語，仍以淺近的文言為主，到宋元話本小說，才通篇用通俗、生動的語言敘述。後來我國小說、戲曲所普遍采用的白話文體，這時已經正式出現，開始了我國文學語言上一個新的階段。
除白話小說外，宋代還有很多文言小說，但其成就不如唐代傳奇，更不如宋代話本。其原因正如胡應麟所評：“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色殊乏。”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這一特點在誌怪類小說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洪邁的《夷堅誌》四百二十卷雖蔚為大觀，隻是太“偏重事狀，少所鋪敘”(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藝術成就較差，但去粗取精，終有一定的成就。
一些表現社會世情的小說也有一定成就。如陳世崇《隨隱漫錄》中的《錢塘遊手》寫南宋臨安城中的種種騙局，沈傲《諧史》中的《我來也》寫機智狡猾的神偷，都對當時的社會有一定的揭示意義。一些“用傳奇法而以誌怪” (魯迅《中國小說史 略》)的誌怪小說寫得也頗為精彩，如《西蜀異遇}寫李達道與狐妖宋媛戀愛，並宣稱：“然則吾生之前，死之後，安知其不為異類乎?媛不可舍也。”其情節、形象、意境已接近《聊齋誌異》的水平。
宋代話本除“小說”外，還有“講史”。
講史，亦稱平話，篇幅較長，專講曆代興亡的曆史故事，“也是很受市民階層歡迎的伎藝。“講史”淵源於唐代民間講說的曆史故事。北宋時“講史”伎藝已趨於成熟。《東京夢華錄》裏就記載了許多講史伎藝的專業藝人，有“說三分”專家霍四究，說“五代史”專家尹常賣。目前已知的北宋講史科目有《漢書》、《五代史》、《三國誌》等，特別是說三國故事更深受群眾的歡迎。南宋時“講史”更加興盛，藝人更多，題材也更為廣泛。
講史話本比起史書來更多一些民主性和反抗性，且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創作，正像魯迅所評：“講史之體，是敘史實而雜以虛辭”，“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中國小說史略》)為了表達鮮明的愛憎和積極的願望，平話還往往把曆史人物理想化、類型化，因而富有一定的浪漫性和較強的感染力，正像蘇軾《東坡誌林》卷六所記：“塗巷中小兒薄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古話”，他們在聽三國故事時“聞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又像劉克莊《田舍即事》所讚那樣：“兒女相攜看市優，縱橫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為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但講史話本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不如小說話本，語言也較粗糙。即使如此，它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視，許多重要的長篇曆史小說都是從這些話本發展而來，如《水滸傳》即由《花和尚》、《武行者》等平話及《大宋宣和遺事》而來，《三國演義》即由《三國誌平話》而來，《封神演義》即由《武王伐紂平話》而來。
宋代的話本，無論是短篇的“小說”或長篇的“講史”，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大的影響。它不僅使文學更接近於人民，而且還開辟了中國小說的新紀元。明清以來的短篇白話小說就是在宋代話本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至於長篇的“講史”話本，更是元明以來長篇小說的前驅，《大宋宣和遺事》對《水滸傳》的形成，有著重大而直接的關係。至於宋代話本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精神以及它的一些藝術特點，更成為中國小說的優良傳統。另外它也給元明以來的戲劇提供了大量的題材，根據《錯斬崔寧》改編的《十五貫》到今天仍舊在舞台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