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中國民營影業發展巨大波折的《武訓傳》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訓的生平事跡為內容的傳記影片。影片以細膩的敘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訓的苦難生活和他從青年時代起由“行乞興學”而終於獲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譽的一生經曆。武訓5歲喪父，隨母親行乞度日。7歲時求私塾教師收留讀書，遭富家子弟驅趕。17歲在張舉人家做長工，結識車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訓聽說小桃因不識字被賣到張家，自己也因不識字，不僅未領到工錢，反遭管家趙熊毒打。周大為武訓被欺，義憤不平，痛毆趙熊後，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於再被賣身，飲恨自盡。武訓痛感窮人不識字的不幸，決心興修義學，讓窮孩子讀書識字，免再受人欺騙。他開始唱歌賣藝、裝瘋弄傻積錢修學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獄，勸武訓一同投奔農民義軍，武訓未表同意。10年後，武訓積聚的120吊銅錢，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興學。20年後，武訓購置了一些學田，並積存6000多串銅錢。他去楊進士家門前跪求3日，當地士紳為其精神所動，義學遂告辦成。郭知縣和張撫台借義學以邀功，奏報朝廷，清廷因此為武訓建牌坊，賜黃馬褂，武訓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憤，他叮囑孩子們長大後“不要忘記自己是莊稼人”，丟棄了黃馬褂，踽踽而去。最後，周大率義軍火燒張舉人家，縱馬疾馳，隱沒於黃塵中。老導演孫瑜以熟練的電影技巧，在描述人物曆史活動的同時，又挖掘了他的複雜豐富的內心世界，從而使銀幕形象具有獨特的個性魅力。值得一提的是，武訓的飾演者趙丹以精湛的演技，把角色的莊、諧、悲等性格成分處理得統一而完整。
影片的創作構思始於1944年，1948年由中國電影製片廠開拍。1949年初，昆侖影業公司向“中製”購得拍攝權和已拍的底片及拷貝，修改劇本，於1950年2月繼續拍攝，當年年底全片完成。1951年2月，影片公映後，各方反響熱烈。據《人民日報》的不完全統計，僅北京、上海、天津3地的報刊，在4個月的時間裏就發表了40餘篇讚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同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在全國展開對影片《武訓傳》的批判運動。1985年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陶行知研究會和基金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對1951年批判《武訓傳》作出否定的評價。
在這場錯誤的政治性批判運動中,《我們夫婦之間》和《關連長》等其他民營影業公司的影片，也受到批判。接著在1952年，這些民營影業公司聯合起來組建為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翌年又正式編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從而結束了中國民營電影的曆史。
對電影《武訓傳》的錯誤批判，其影響不僅是結束了民營電影的發展，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對新生的人民電影造成嚴重的衝擊。當時，對電影與政治關係的片麵理解以及要求表現“重大題材”的限製，都在無形中束縛了電影家的手腳，以至1951年至1952年的電影攝製由於文學劇本的缺乏而陷入“停工待料”的嚴重局麵。
這種現象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53年，為了改變這種形勢，全國第一次電影創作會議召開，會議提倡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改進領導方法，鼓勵藝術家發揮各自的長處，從各方麵反映革命的曆史和現實。中央還及時作出《關於加強電影製片工作的決定》，對一味盲目歌頌的公式化、概念化創作傾向提出批評。因而從1954年開始，中國電影逐漸穩步地發展，出現一大批優秀的或比較優秀的影片，如《草原上的人們》、《平原遊擊隊》、《雞毛信》、《偉大的起點》等，這些影片無論是思想內涵或是藝術審美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為新中國電影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6—1960：在現實鬥爭中曲折前進
1956—1960年是電影業在現實鬥爭中曲折前進的階段。
1956年，在當代中國曆史發展中是個重大轉折。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製度基本確立，中國將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運行軌道上來。
在這個大前提下，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和發展科學文藝的根本方針，極大地振奮了電影家的創作熱情。為貫徹這個方針，中央電影局召開了會議，結合學習外國的經驗，從指導思想、領導、體製等多方麵進行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成果，故事片電影的生產由1951年年產10多部逐漸增加到1957年年產40多部。
正是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1956年至1957年，電影工業體係日漸完備，影片數量逐年增加，藝術質量也穩步上升；此間問世的《柳堡的故事》、《祝福》、《新局長到來之前》、《渡江偵察記》等作品，以題材內容的豐富性和風格樣式的多樣性，展示出了新中國電影的初步繁榮景觀。1957年文化部舉辦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優秀影片評獎，獎勵了1949—1955年攝製的69部優秀影片和396位電影工作者。這些優秀影片獲得了廣大觀眾的歡迎，其中有故事片《六號門》、《龍須溝》、《南征北戰》、《草原上的人們》、《智取華山》、《渡江偵察記》、《雞毛信》、《祖國的花朵》、《平原遊擊隊》、《董存瑞》、《哈森與加米拉》、《南島風雲》、《宋景詩》、《虎穴追蹤》、《撲不滅的火焰》、《上甘嶺》、《祝福》、《為了和平》、《母親》、《李時珍》、《家》、《衝破黎明前的黑暗》、《鐵道遊擊隊》、《邊寨烽火》、《羊城暗哨》、《洞簫橫吹》、《海魂》、《女籃五號》、《柳堡的故事》、《五更寒》等，美術片有《烏鴉為什麼是黑的》、《神筆》、《驕傲的將軍》等，這些具有民族風格和特色的美術片曾先後多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受到國內外歡迎並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科教片有《防治水稻害蟲——三化螟》、《水土保持》、《淡水養魚》、《培育壯秧》、《桂林山水》和《杉木》等。
但問題也是比較明顯的：數量雖有較大的增加，質量有一定提高，但還存在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創作公式化和概念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電影界展開了“怎樣正確認識電影與政治”這個根本問題的大討論。
然而，現實政治鬥爭風雲變幻。1957年“反右派”鬥爭在全國的興起，使這場關於電影發展的爭鳴偃旗息鼓。一大批電影藝術家被打成右派，其影片也被禁映。接著而來的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花好月圓》、《洞簫橫吹》等影片又被打成“毒草”而受到批判。這些，都嚴重地壓抑著電影家的創作心靈，使其整日如履薄冰，哪裏還有藝術創造的激情?另一方麵，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中，對電影發展形勢作了過分樂觀的估計，提出了各種超過實際可能的要求，如要各省都建立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許多報道性宣傳大躍進中某些“新事物”的影片，實際上這些“新事物”有很多是虛假的，這類影片助長了“浮誇風”。
這種現象引起電影界領導和廣大電影家的焦慮。隨著中央對“大躍進”中出現的某些問題的“糾偏”，電影創作中的諸多問題也引起中央的關注。周恩來總理強調，電影領導部門要集中力量抓藝術創作，題材要多樣，樣式要豐富，創作出優秀的影片向國慶10周年獻禮。這又激發了電影家的創作熱情，結果在1959年完成故事片82部。在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共同參與下選出35部優秀影片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新片展覽月。當時，周恩來曾讚揚中國電影是中國社會主義文藝中“一朵開得最燦爛的鮮花”。在展覽月上映的優秀影片有：故事片《林則徐》、《聶耳》、《萬水千山》、《永不消逝的電波》、《青春之歌》、《戰火中的青春》、《林家鋪子》、《老兵新傳》、《五朵金花》、《冰上姐妹》和《我們村裏的年輕人》等，新聞紀錄片《和平萬歲》，科教片《桂林山水》，美術片《神筆》等。應該說1959年是一個難忘的年頭。在對“大躍進”造成的負麵影響適時糾偏之後，電影界以大麵積的藝術豐收“神奇”地推出了一個空前的創作高峰。作為國慶10周年厚禮在“國產新片展覽月”上集中展出的35部優秀影片以鮮明的民族審美風格和濃鬱的時代氣息，顯示出了新中國電影成熟而迷人的藝術風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