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七年電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中國電影發展到建國後17年，既經曆過艱難的曲折，又在曲折中堅韌地前進，仍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一大批優秀的導演和表演藝術家的崛起，及其各具特色的審美追求與創造，將中國影壇點綴得搖曳多姿。對於新中國的電影史來說，“文革”前的17年無疑是一個創造經典的時代。它以次第更迭的創新波浪，預示著一個頗有後勁的發展勢頭。
1949—1955：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初創
1949—1955年是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初創時期。
新中國的成立，給中國電影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1949年4月，中央電影管理局在北平宣告成立，這體現了人民政權對電影事業的高度重視。同月，東北電影製片廠的第一部長故事片《橋》亦告攝竣。它標誌著一種新的生活場景和新的形象譜係從此將全麵躍上銀幕。在中國電影史上，這兩件大事共同構築起了一塊時代電影和電影時代的醒目界碑。
新中國伊始，百業待興。為保證這時期的電影創作與生產既能符合時代的需求，又能為剛剛從舊社會過來的電影家和普通民眾所接受，黨中央就電影工作作了明確的指示，並推動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電影的迅速發展。在不到3年的時間裏，北京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先後建立，它們與東北電影製片廠攜手並進，成為新中國初期電影攝製的主要基地。為了發展創作，培養編劇人才，上海和北京先後開辦了電影劇本創作所。到1957年，各製片廠都設立了專門的文學部，負責組織劇本的創作工作。為了培養其他方麵的人才，上海、北京還先後成立了電影學校，北京的電影學校後成為中國惟一的高等電影專業學府——北京電影學院。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陸續建立起發行放映管理係統，成立了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在全國2000多個縣，也先後建立了電影發行放映公司。
新中國的電影正是從這裏起步、發展，並走向繁榮的。新中國電影從1949年製作的第一部故事片《橋》開始，在很短的期間，拍攝了許多優秀的影片，如《白毛女》、《鋼鐵戰士》、《中華女兒》、《上饒集中營》、《趙一曼》、《新兒女英雄傳》、《翠崗紅旗》等；一些私營廠也拍攝了具有相當水平的影片如《三毛流浪記》、《我這一輩子》、《腐蝕》、《關連長》以及新聞紀錄片《百萬雄師過大江》。優秀影片《烏鴉與麻雀》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得以完成。在此期間，中蘇兩國合拍了兩部大型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均獲斯大林獎金一等獎)。隨後，又拍攝了紀錄片《紅旗漫卷西風》、《抗美援朝》(第一、二部)、《新中國的誕生》等。《抗美援朝》第一部在1952年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獲獎。
《橋》是新中國第一部表現中國工人階級作為解放了的主人翁，在戰爭中進行建設的新影片，從此，工人、農民、共產黨人、革命軍人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形象開始占領中國銀幕。新的時代為電影人帶來了旺盛的藝術創造力。就在共和國誕生後的最初兩年裏，銀幕上便出現了一批數量可觀的佳作。作為新中國電影的“光焰奪目的片頭”，這些銀幕佳作體現出了藝術家們的一種從未有過的創業和創造精神。此後，藝術家們在“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新電影”的道路上不斷探索。
1951年3月，在全國20個大城市舉辦了電影新片展覽月，展覽月上放映了《橋》、《白毛女》等26部新片，轟動全國。周恩來為新片展覽月的題詞是：“新中國人民藝術的光彩。”這充分顯示出新中國電影發展雄厚的實力和廣闊的前途。
長期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電影發展的中心。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還有“昆侖”、“文華”、“國泰”、“大同”、“大光明”等十多家民營影業公司。對這些民營公司，黨和政府采取團結、幫助、改造的積極政策，引導它們向著正確的道路發展，使得大多數民營影業公司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能拍攝出許多較好的影片，如《人民的巨掌》、《我這一輩子》、《關連長》、《兩家春》等。
1949年建國後，中國電影在對舊“影戲”進行改造、延安紀錄電影學派樸素影像的強烈質感的衝擊、蘇聯解凍電影時期前的造型和敘事雙重蒙太奇思維的激烈要求的合力下，其實誕生了向多種風格探索而形成的開口，在這個開口未被抑製以前，產生了“十七年”的第一批優秀之作。其中，私營公司針對舊“影戲”傳統改造的新作是鄭君裏導演的《我們夫婦之間》(1949)，而國營廠的代表作品是王濱、水華導演的《白毛女》(1950)。這個時期具有構成新影像係統可能的是石揮的《我這一輩子》(1950)和《關連長》(1951)，尤其在《關連長》中大量的外景鏡頭的自然光效和舊“影戲”的室內燈光照明的風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樣可能構成新影像係統的創作，是出自延安紀錄電影學派熏陶的導演淩子風之手的《中華女兒》(1949)，這是一部使用紀錄片創作手法拍攝的故事電影。
《我這一輩子》由文華影業公司1950年攝製，石揮根據老舍的原著改編並自導自演。影片以第一人稱手法，敘述一位在舊社會過了50年苦難生涯的北京老警察對自己辛酸一生的回憶。影片中的“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北京舊警察，編導以其晚年對往事的回憶構成此片故事。清末，20多歲的“我”失業後，由鄰居趙老警介紹，當了清政府的警察，目睹了清兵的腐敗。“我”曾被派在秦大人家當門警。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秦大人倒台，“我”升了巡警，並結識學生領袖申遠。不幾年，秦大人又上台了，“我”又被派在秦公館當門警。秦的官愈做愈大，老百姓愈過愈窮，“我”被降為三等警察，死了妻子，留下一雙兒女。緊急關頭，“我”救助了地下共產黨員申遠。抗戰時讓兒子參加了八路軍。後來，“我”因兒子是八路軍被抓進監獄，獄中又遇申遠。在申遠的幫助下，“我”終於清醒了。但未及解放，“我”在街頭凍餓而死。影片發揮了老舍同名小說於平凡的生活中發現真理的長處，以簡練的筆法，描寫了一個北平城裏的舊警察普通的一生，從一個側麵表現了舊中國近半個世紀的變遷。影片用縱橫相間的方式，以縱的曆史和“我”的思想發展為經，以清末至解放前近50年間的幾個曆史橫斷麵為緯，經緯交織，呈現了一幅幅既有曆史縱深感又有社會透視廣闊度的、飽含世態炎涼人間辛酸的風情畫。作為電影的藝術創造，能較成功地運用第一人稱敘述視角的影片並不多見。而這部影片的藝術魅力，恰恰在於出色地運用了第一人稱視角，從而使作品的視聽形象與觀眾產生一種親近之感。主創者石揮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傑出的藝術家，他對主人公從青年、中年到老年的各種不同人生階段的心理狀態和精神特征有著準確的理解，表現得淋漓盡致；他還獨具匠心地在悲劇中混合了揶揄幽默的色彩，嬉笑怒罵，把悲劇角色的命運處理得亦悲亦喜，辛酸苦澀，餘味深長。影片遵循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具有真實感和地方特色，把舊巡警“我”這個小人物各個時期的心理狀態和精神特征表現得比較生動。影片在文化部1949至1955年優秀影片評獎中獲二等獎；在1982年意大利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中，頗獲好評；在1987年香港影評人評選的“中國十大名片”中名列第5位。石揮的另一部作品《關連長》(1951)根據朱定同名小說改編。開拍前，主創人員曾到上海吳淞地區解放軍連隊深入生活，並在拍攝時請解放軍某連隊參加演出。影片公映後，受到觀眾喜愛。但在批判影片《武訓傳》運動中，此片被認為“醜化工農兵”，“宣揚個人英雄主義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受到重點批判。後來，石揮於1952年任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兼導演，除在《宋景詩》、《情長誼深》兩片中擔任重要角色外，主要致力於電影導演工作，先後導演了《雞毛信》、《天仙配》和《霧海夜航》(兼編劇)。《雞毛信》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兒童影片，導演構思巧妙、別開生麵，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滿著兒童情趣和易為孩子接受的特點，受到廣大觀眾特別是少年兒童的熱烈歡迎。影片在1955年英國第9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優勝獎。戲曲藝術片《天仙配》，則充分運用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把這個美麗的民間傳說表現得十分動人。他初試戲曲藝術片即獲成功，為黃梅戲增添聲色，受到好評。黃佐臨對石揮的導演藝術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石揮是一個好的電影導演……有三個優點：一是節奏感很強；二是表現力很強、形象感很強；三是語言動作性很強。”此外，石揮也是一位難得的表演藝術家，著有《石揮談藝錄》。1957年因受到錯誤批判而蹈海自盡。對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於1979年2月得到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