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繪畫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繪畫主流繼承了漢代傳統，注重繪畫的“鑒戒”作用，許多壁畫和卷軸畫的題材都是古聖先賢和忠臣烈女。正像謝赫在《畫品》中主張的“圖繪者，莫不明勸誡，著升沉”，繪畫藝術的首要功能是社會教育。然而，由於文人士大夫越來越追求精神生活，再加上文化各門類之間的相互影響，繪畫題材種類逐步擴大，風格亦呈現多樣化，並開始向分科發展。人物畫出現了取材於文學作品的繪畫和注重人物品格風度的肖像畫，形成了“張(僧繇)得其肉、陸(探微)得其骨、顧(愷之)得其神”等表現人物麵貌和精神的不同風格，出現了衣服緊窄貼體的“曹衣出水”的造型樣式等。山水也不再僅僅作為人物畫的背景，而是成為一個獨立的畫科。畫家借山水寄托其思想和情操，使山水畫一出現就顯示出與其他畫科不同的特點。這一時期有關山水畫的著錄、著述較多，但目前還沒有見到早期獨立的山水作品。遺存中的山水形象，還是作為人物背景和環境而出現的，手法較為古拙。正如唐代張彥遠在《曆代名畫記》中所說：“其畫山水，則群峰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列植之狀，若伸臂布指……”可見，這一時期的山水畫作品還處於稚拙階段，山水畫真正地發展應在隋唐之際。
第一批有記載的畫家出現在魏晉。三國的曹不興、晉時的衛協，是見於記載、又以繪畫才能影響後世的畫家。到東晉，出現了著名畫家顧愷之。顧愷之(約346～407)，東晉畫家，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出身高門貴族，曾任桓溫、殷仲堪參軍、散騎常侍。多才藝，工詩賦，尤精繪畫，善畫人物、道釋等，其繪畫理論和實踐在中國繪畫史中有著重要影響。顧愷之強調人物畫的傳神，而傳神的關鍵是描繪眼睛。據記載，他作畫可數年不點眼睛，人問其故，他答：“傳神寫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顧愷之在人物造型中提高了線的表現力，他筆下的人物，用線柔韌，連綿如春蠶吐絲，春雲浮空，流水行地，悠緩自然，將戰國以來形成的傳統線描發展到完美境地。顧愷之善於審查題材和人物性格，在繪畫中加以提煉，故其畫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耐人尋味。顧愷之作品真跡未保存下來。有三件流傳下來的繪畫被認為是其原作的摹本，即《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列女仁智圖》。顧愷之有畫論傳世，基本觀點有傳神論、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等。他對於繪畫中人物的精神狀態和內心活動的表達、人物畫形神兼備的要求等，對後世中國畫創作和繪畫美學思想的發展影響很大。
《女史箴圖》是根據西晉張華所著的《女史箴》所作。所謂“女史”為古代官名，其掌管宮內皇後的禮儀文書，多由德才兼備的女性擔任。“箴”為古代一種短小精悍的格言形式文體，含有規諫勸教的意義。這幅畫卷的內容是教育宮中婦女如何為人的封建道德規範，分段描繪，內容獨立。畫中刻畫了眾多貴族婦女形象及其生活場麵，反映出顧愷之繪畫的風格成就。《洛神賦圖》是根據詩人曹植的文學名篇而畫成。曹植以優美動人的文筆創造了人神相戀的夢幻境界，抒發了作者的感傷情懷。顧愷之則將人物描繪於自然山川中，表現出洛神典雅的形象和雋永的神韻。畫麵人物之間的情思不是依靠麵部表情，而是靠人物之間相互關係的巧妙處理展現出來的。畫中曹植欲語無言，洛神含情脈脈，表達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悵情意，也是顧愷之繪畫理論主張的最好注腳。
顧愷之在其《論畫》中的理論主張，受人物鑒賞之風和魏晉玄學的影響，強調傳神，即刻畫人物的精神麵貌與性格氣質。在人物畫的表現中，不忽視一定的“形”的再現，但更重視“神”的體現。為畫好人物神態，重視描寫眼睛以及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作者還就發揮藝術想像力方麵，提出了“遷想妙得’的見解，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顧愷之在總結前人繪畫創作的基礎上，將自己的創作實踐上升為理論認識，並以此評論當時畫家作品，開創了中國畫理論批評的先河。《論畫》為中國繪畫“傳神”傳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