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部分
商人的業務組合——“幫”
唐宋時期出現的行，是帶有極鮮明的官方性質的組織，隨著商業活動的不斷擴展；行已經不能適應商業發展的需要了，商人勢力的不斷擴大，也再不能忍受行的限製了，所以到了明清時期，行已經不是工商業者的主要組織形式了。他們根據自己商業活動的需要，通過各種關係，組合成有一定業務聯係的組織，比較普遍的形式就是“幫”，也稱“商幫”。
“幫”主要是因地域關係而組成的，也有因業務關係而組成的。比如山西商人長途販運，流動於江河湖海的有“船糧幫”，行走於沙漠險路的有“駱駝幫”，還有車載馬馱的“車幫”、“馬幫”等等；幫在坐賈中就更多了，比如在一些商業繁興的都市裏，商人們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幫，如川幫、廣幫、寧波幫等等。都市裏的商幫一般是按籍貫組織的，也有按經營商品專長與特點組織的，如江南的幫多半經營魚、鹽；江北的幫大多經營鹽、絲；河南的幫大多經營藥材等。《清稗類鈔》上說：“客商之攜貨運行者，鹹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客幫，有京幫、津幫、陝幫、山東幫、山西幫、寧幫、紹幫、廣幫、川幫等稱。”這種因各種關係而結成的幫，和我們前麵提到的地方商團是有區別的。地方商團是一個大的概念，沒有具體的組織形式，而包括的範圍是很廣的，凡是出身於那個地方的，都屬於那個商團。而幫則包含的範圍比較小，雖然有“山西幫”、“川幫”這樣大的稱謂，實際上在某個地方、某個城市，有一些原籍為某個地方的，就叫做某幫，幫是具體的，專門指集中在一起從事商業活動的一些人。比如清代的時候，在北京，山西商人開設有20餘家的票號(相當於後世的銀行)，當地人統稱他們為山西幫，但是實際存在著的隻有三個幫。即祁縣幫、太穀幫、平遙幫，三幫各開票號分別為6家、5家和10家。各幫自己內部業務互有聯係和交往，各自的業務也不盡相同，比如從存款方麵來說，平遙幫的存款利息一般為三厘，祁縣幫則一般為三至四厘，甚至四厘半；從放款方麵來看，平遙幫放款多為六厘，最多為七厘，而祁縣幫一般的為七八厘，最多為一分。可見幫與幫之間，業務有別，各不相同。因此而形成的幫，代表著本幫各商人的利益，不愧為本幫商人共同活動的一個組織和團體。
他們以幫為單位共同活動，在某個經營地點可以反映出來，有時他們外出或搞長途的商品運銷，也是以幫為單位的。山西商人是以搞販運商業而著稱的，他們長途販運便結幫而行，有所謂的“車幫”、“駱駝幫”等。“晉中行商，運貨往來關外諸地，往往結為車幫”。
跑北路邊疆地區，常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駱駝，故稱為“駱駝幫”。當然這種結幫而行，有的是暫時的結合，但行至某處，必然在業務上也互有幫助和聯係，成為最終形成當地一個商幫的基礎。
商人的地緣組織——會館
明清時期商人的社會勢力在各個社會階層中已明顯地突出出來，最集中的表現就是他們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正式團體——會館。
會館是由流寓客地的同鄉人所建立的專供同鄉人集會、寄寓的場所。會館的出現是很早的，但不叫會館，也不是由商人組建的。其發生與科舉製度有很大關係。
科舉是中國封建社會選拔文武官吏的一種製度。隋煬帝時開始設立進士科，唐代於進士科外，複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到明清時，科舉考試製度更為嚴密和完備，每逢“大比之年”，便有各地文武舉子進省城或京城應試。另外，還有大批的商人也來到省城和京城做生意。這些人遠行來到省城，到京城路途則更遠，一般的人所帶盤纏是有限的，在省城、京城投宿“雖一榻之屋，賃金卻不下數十楮”。好一些的住宿，價錢則更高，赴考投宿者們大多是拿不出這筆開支的。就是那些做生意的商人們，也多是付不起昂貴的房租，於是經濟上的原因和鄉土觀念，促使舉子和商人們期望能有一個憑借鄉誼且能相互照應的理想住處。於是就有人開始著手建立能供同鄉居住、休息場所的事宜。明朝嘉靖年間，在北京就開始出現了專供外地人居住、聚集的場所，人們稱之為“會館”。後來這樣的會館不斷出現，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在北京就出現了“其鄉各有會館”的情況。據統計，在整個明朝，北京有會館將近50家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