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軍總司令是德國“遠征軍”的指揮官阿勒夫德?馮?瓦德西伯爵。威廉二世在遠征軍出發前在布萊梅港口作為動員令時曾引述了一位著名的匈奴人的說法：“一千年前匈奴人在國王率領下贏得遠征軍稱號，此稱號至今依然鼓舞人心，德國的遠征軍稱號也要在中國響徹四方，要讓中國人再也不敢輕視任何一個德國人。”
作為勝利者的列強們表示，不把中國分割成不同的殖民地，因為他們擔心殖民地的瓜分會導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火拚。他們彼此商定，要讓中國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正像後來孫中山所講的那樣，中國從此處在一個連“殖民地還不如”的地位，因為它不是受一個列強的控製，而是被所有列強共同所控製。清朝政府可以保留，因為留下一個軟弱而缺乏獨立性的北京政府更適合於列強的利益。在《辛醜條約》中，八國向中國提出了實現和平的條件：6名支持義和團的清朝高級官員被判處死刑；大沽炮台以及其他的要塞全部毀除；列強駐軍駐紮在使團區的周圍，並且在天津和北京之間建立軍事基地；中國必須為這場戰爭賠償白銀4.5億兩。如同以往的戰爭賠款一樣，中國必須為此向外國申請貸款。每年的本息使大清得拿出當時每年全國稅收的50%。
清朝的覆滅
儒家的帝製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皇帝個人尊嚴的基礎上。可是19世紀所發生的事情使得清朝接二連三的丟失顏麵。在19世紀末的10年中，這種恥辱達到了極點：1895年，與中國人一直所瞧不起的日本“倭寇”之戰失敗；中國被瓜分成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區；尤其是最後的那場滅頂之災：義和團起義以及八國列強的義和團備忘錄。這是要慈禧太後和她的王室承擔主要責任的。清朝再也沒有力量去保護中國的尊嚴和主權。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天賦清朝之命顯然被收回了。
到這座腐朽的大廈整個坍塌，時間還持續了10年。可是當真正的終結到來的時候，它卻不僅僅是清朝的終結，也是兩千多年古老的儒家帝製的終結。
就像自清朝以來的那樣，反對滿人的是一些傳統的秘密社團，他們主要的是由農民以及其他的貧民階層所構成。新的、決定性的變化就在於，越來越多的紳士的後代紛紛背叛滿族的清朝。盡管他們的祖父、父親在太平天國革命時期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保護儒家帝製王國，並且拯救了清朝，可是這些理應繼承這一統治的後輩們，此刻卻要反對清朝。除了這些農村紳士的後代以外，站在清朝政府對立麵的還有那些企業家和商人後輩的新派“商人紳士”。這些新派人物屬於那些留洋回來的學生，以及新軍中受過良好教育的軍官，他們要學習西方，在社會生活中擔負起知識分子應該擔負的角色。清朝政府的這兩個反對派之間也發生對抗。農村紳士的後代主張改革，更新國家機構，把儒家的帝製改成君主立憲製。而新派卻主張革命，他們要推翻清朝政府，用共和取代帝製。
起初，改革派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慈禧太後為了扼製革命派，在1901年表示支持改革。清朝在1898年就進行了改革嚐試，也就是所謂的民族改革運動。這場改革由儒家弟子康有為領導，並且贏得了年輕的光緒皇帝的支持。可惜這場改革僅持續了100天，便被慈禧太後所發動的宮廷政變所扼殺，而康有為則逃亡日本。之後，這位慈禧太後又接受了原來的改革建議，並宣稱這些改革都是她的設想。而這場由康有為在日本所領導的改良運動，顯然與革命派之間存在著許多分歧。
1905年，日、俄兩個列強由於在滿洲爭奪影響勢力範圍爆發了戰爭。日本在海、陸兩個戰場都大獲全勝，這一勝利在帝國主義曆史上開始了一個轉折，因為這是第一次一個亞洲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戰勝了一個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且戰勝的還是一個大國。整個亞洲歡呼雀躍。在此，中國的改革派把這個勝利看作日本立憲帝製優越於俄國專製政體的一個有力證明。日本憲法把議會與政府統為一體，從而使得這個民族的人心振奮、步調一致，從而迅速發展成現代化的軍事強國。在北京，慈禧太後被迫答應實施君主立憲。但是人們很快發現，慈禧太後並非真的願交出政權，她所做的，隻是想利用改革派重新把大權收回到滿人的手中，並且在北京控製整個國家權力。在太平軍革命時期，各省軍隊的指揮權隸屬於各省衙門，而這些衙門的都督絕大多數是漢人。慈禧現在想把這些權力收回到北京，並且把其中的主要權力交給在北京的滿族人掌握。這就給原本支持改革的中國紳士們當頭一棒，使他們對在清朝統治下實施改革徹底失望，從而由改革派轉入到革命派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