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認識楊先生嗎?容易極了，楊先生在同學中有“菩薩”之稱，其理由不外下列兩者：第一，從他的性情來講，楊先生之為人是和藹可親，很少有板著麵孔對你的時候；第二，從他的體態來講，楊先生生得很魁偉，但絕不缺慈祥之氣，真像一尊老佛。你記住這兩點去到法學院的教授中找一找，結果包你不會錯。如果你是讀法學院的，那更妙，在注冊的時候，你須要請院長簽字，院長不是別人，就是楊先生。你可趁此機會看一看楊先生，看我的話錯不錯。
楊先生教的課是貨幣學與工商組織兩門，其要者為貨幣學，他教貨幣學，不先告訴你貨幣的種類有硬幣、紙幣、支票，……然後再告訴你貨幣製度可分為金本位、銀本位、複本位、跛金本位……。他卻一開頭即告訴你可以當作“錢”用的有些什麼，然後再告訴你可以拿“錢”把它買來的又有些什麼。這麼一來，所謂“Equation of Exchange”兩方麵的因子都分析過了，這可算得是靜態的解剖學。然後把這些因子彙攏來，Suminarise，不就是“Equation of Exchange”嗎?根據於此，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則為動態的了。這是貨幣學之根本理論，你得要弄清楚，才有辦法。楊先生為了這小小的方程式，要使你弄明白了，差不多要花去一學期四分之三的時間。讀楊先生的貨幣學，他所開的入門參考書最好都得看一遍，因為他講授這門功課，不分章，不分節，好像都是各獨立的Lecture，其實都是相關聯的，他所講的次序，幾乎與他所開的參考書的次序差不多。如果你閱讀參考書與所講並進(最好是前者先於後者)那才有辦法；如果你一味地隻靠聽講，準是讀完一年貨幣學，說不懂罷又知道一點，說懂罷老像有點昏頭昏腦地打不過轉來，那才苦呢!
從主張上講來，楊先生可稱得一個正統派的學者，頗有英國學者之風，他最不喜歡標奇炫異，亂作主張。由他的平日言談中你可常常聽到，由他的著述中，你可時時看到像這樣的話：“有許多事情，看來是非常繁瑣；尤其是在高位握大權的人看來，以為我們隻要拿定大政方針，其餘細微末節都不必過問。自然，大政方針是不可錯誤的，但忽視細微末節，又如何能行得通呢?讀這本書，我希望我們能夠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深切的考慮，是不容易得到良好的解決方法的。”(引自楊先生在徐譯《戰時經濟學》一書中之序文)“……現在赫赫有名的I.Fisher和J.M.Keynes則想利用數量說以達到改造社會經濟的目的，於是乎想出種種貨幣政策。在目前看來，這班人可謂資本主義經濟的新派，到處得著政府的青睞。即在後時的中國也逐漸時髦起來了。不過從事實上說來，在今日之中國，百無組織，要想步新派之後塵，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本書著者到處推崇舊派的I.L.Laugulin，B.M.Anderson，在學理上說，雖有不甚圓滿的地方，而在事實上說，很可以針砭‘食而不化’的中國人”(L.Garis，Principles of Money and Ordit之批評，見武大社會科學季刊五卷一號)。“……學說(指倫敦大學經濟學派)雖然比較的守舊，但在今日，群以經濟政策為國際戰爭報複的手段，得此抱殘守缺的論戰，確是針砭時局的重要貢獻，尤其是中國現在有一部分人士駭然於劍橋學派的新議論，而想效顰，不可不讀這一類舊派學說的書。”(Ludwig Von Mises，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之批評，見上同刊五卷三號)其他我也不能備舉了，從此我們可以看到楊先生主張之一斑。
除開為學謹嚴，論事穩健外，楊先生之言談中常帶有悲觀的論調，這也許是“人到中年感慨多”所致的罷。大一點講，整個世界的前途，在楊先生看來，資本主義的世界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今後應當怎樣呢?楊先生的答案是：“毛辦法。”再談到我們自己中國罷，楊先生看到民智淺陋，社會經濟組織尚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狀態中，政治未能上軌道，吏治離澄清之日尚遠，對其前途之論調又不免帶點悲觀。就談法幣政策罷，楊先生也認為這是經濟複興的最好法門，不過總覺得“在今日之中國，百無組織”，此雖為最好法門，但終非妥善的方法。假使你有空閑，你可到他的家裏去拜訪，跟他談一二小時，談談中國，他告訴你的，叫你喪氣的事情多，聽到喜歡的事情少。青年人喜作遐想，好蠻幹，常和楊先生談談，也許會沉著一點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