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本身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噩夢，女廚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我開始向她求饒，她隻管搖頭，我越是求她，我所求的事越使我覺得寶貴，同時感到自己麵臨的危險也越大；最後我站著不走，求她饒恕我，她不聽，拽著我繼續向前走，我嚇唬她說父母會為我報仇的，她就笑了起來。這個時候她是全能的，我緊緊抓住路旁商店的門，抱住牆角的石頭不放，她不原諒我，我就不肯再走一步。我拽住她的裙子往回拽，她要想邁開步子也不容易，但她還是拽著我向前走，一邊走一邊說，她非要把這一切告訴老師不可。時間不早了，雅各布教堂上的鍾敲八點了，學校的鈴聲也響了起來，其他孩子開始向學校跑去，我一向最害怕遲到了，於是我和女廚也一起向著學校猛跑，我一邊跑，一邊在心裏嘀咕："她肯定會報告老師的，不，她不會報告的"--的確，她沒有報告老師，她從來也沒有向老師告過我的狀。但是，她一直都有可能去告狀，而且這種可能變得越來越大，她老是說："昨天，我沒有報告老師，今天我非告不可。"她是絕對不會放棄這種可能性的。有時候，她被我氣得在大街上直跺腳，有個販煤的女商人偶爾會站在旁邊看熱鬧。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這樁趣事。一方麵，它反映了一段可怖的童年經曆，這種經曆中常常有一個人處在權力中心，向其他人發號施令，很多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曆，而童年的陰影往往會伴隨這些人走過一生。另一方麵，它反映出卡夫卡很可能是一個被寵壞的、難管教的孩子，必須靠一雙強有力的手才能把他製服。他大概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因為即使從家到學校的路程不遠，也一定要有專人護送他上學。再換一種角度，我們會發現它體現出複雜的階級和種族矛盾。女廚無疑是一個捷克人，她同許多捷克人一樣，在富裕的、說德語的猶太人家中幫工，而年幼的弗朗茲卡夫卡則是這戶人家的命根子。販煤的女商人盡管隻是在附近旁觀，但她很可能注意並理解了這一點。也許兩個女人之間曾經有過會心的對視，而弗朗茲卡夫卡那時還是個孩子，對這些可能毫不在意。
當赫爾曼卡夫卡來到布拉格經營自己的事業時，他就下定決心要出人頭地。作為一個來自外省、來自捷克農村的移民，他本來應該是捷克人。但在那個時期，波希米亞地區尤其是布拉格的政治和種族衝突十分嚴重，因此這就涉及到向哪個國家效忠的問題。赫爾曼原本信奉猶太教，但他注意到，隻有同那些富裕的、說德語的猶太精英（他們在布拉格的商業和社會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站在一起，他才可能有遠大的前程，因此他漸漸變得對猶太教不太熱心（這一點後來受到了弗朗茲卡夫卡的譴責）。赫爾曼給家中的六個孩子全都起了德語名字，並把他們送進了德語學校，根本不考慮捷克學校--當時隻有百分之十的猶太孩子上捷克學校--這樣一來，他和他的孩子所屬的階層也就確定了。
１９世紀末，奧地利所屬的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地區，包括布拉格市在內，經曆著一場急劇的社會和政治變革。由此引發了局勢的變動，各種衝突不時訴諸於武裝鬥爭。在當時，波希米亞是這一地區的工業基地，當地的產業工人通過組建工會，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無產階級群體。一股泛德國民族主義情緒逐漸蘇醒，相反的，捷克民族主義情緒也日趨高漲。兩大派別之間的衝突十分頻繁，衝突發生後往往需要動用奧地利軍隊才能恢複社會秩序。卡夫卡年輕時，布拉格直接隸屬於維也納。反猶太主義在青年捷克黨內盛行，成了捷克民族主義者的標誌。當時的工人清一色都是捷克人，而他們的老板又都是猶太人，這使得情況進一步惡化。
在法律上，奧地利帝國逐步減輕了對境內猶太居民的限製，一大批猶太人從農村遷徙到城市裏，赫爾曼卡夫卡就是其中的一個。說捷克語的猶太人曾經發起過一場運動，赫爾曼卡夫卡也參加了，加入了海因裏希巷的猶太教堂董事會，這個董事會首次倡導在布拉格猶太教堂中用捷克語做禮拜。但是，不久之後，赫爾曼就投身於說德語的猶太人群體當中了。盡管如此，在１８９７年１１月爆發的布拉格反猶太主義暴亂中，他的店鋪仍然躲過了一劫，原因是暴民認為他是捷克人，沒有把他當作攻擊目標。關於此事流傳著一個不足為信的說法，據說當時暴民們曾在舊城區的卡夫卡店鋪外有過片刻的躊躇，這時有人大喊："不要動卡夫卡的鋪子，他是捷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