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家庭鮮明地體現了這種社會等級製度。卡夫卡家的所有仆役，包括傭人和保姆，都是捷克人。赫爾曼卡夫卡把他在店鋪雇傭的捷克員工稱作"拿薪水的敵人"。當時的社會觀念認為，捷克人是低人一等的。說德語的猶太資產階級的子弟大都從捷克女人那裏獲得最初的性啟蒙。
布拉格的說德語的猶太人上德語小學、中學、大學，很可能他們每天還要讀一份德語報紙（當時布拉格有兩種德語日報《波希米亞》和《布拉格日報》，此外還有《星期一周報》）。
同說捷克語的居民一樣，生活在布拉格郊區的德語居民同市內說德語的居民十分疏遠，在品味上也與他們那種廣泛的、前衛的品味迥然不同。盡管如此，當埃斯納把布拉格說德語的群體比作舊上海的歐洲殖民者群體時，他仍然可能誇大了雙方缺乏理解程度。
毫無疑問，卡夫卡是一個例外，我們在後麵會了解到，他能夠比較流利地使用捷克語，同時還對捷克語和捷克文化很感興趣。在這裏，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卡夫卡是在這樣一個隱秘而孤立的環境中成長的，而這種經曆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性格，使他同周圍的環境更加疏遠，與外界更為格格不入。在這裏，語言是一個核心問題。卡夫卡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作家，但他一直都具有敏銳的政治意識，對受壓迫者滿懷同情，對掌權者持懷疑態度。卡夫卡生活的時期正是捷克人為獲得自主權而同頑固、保守的維也納政府作鬥爭的時期，他大概清楚地意識到了時代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用以馬內利弗漢塔的話來說，這是"一個轉折和反抗的時代，一個沒有此在，沒有依靠，沒有寄托的時代，生活在當時的人們都如履薄冰"。
卡夫卡６歲時上了位於肉類市場的德語小學，從那時起，周圍的環境就顯得十分險惡--逃脫女廚的魔爪之後，他還得忍受附近捷克小學的男孩子們的辱罵和威脅。捷克小學和德語小學的男孩子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有時還會引發激烈的打鬥，卡夫卡後來的一位朋友奧斯卡鮑姆就在一次打鬥中傷到了眼睛，造成了永久性失明。"從年紀很小時開始，他（卡夫卡）就產生了罪惡感，認為自己不受歡迎，"以馬內利弗漢塔這樣寫到。當時，捷克小學的大門上寫的標語是："一個捷克孩子永遠屬於捷克學校。"漢斯馬克特是卡夫卡的第一位老師，但據卡夫卡的同學雨果赫什特回憶，這些男孩印象最深的老師是馬蒂亞斯貝克，馬蒂亞斯是"一位傑出的教師，關心學生在學校之外的生活。"盡管卡夫卡生性羞澀，而且容易緊張，但他"一直是個模範學生，老師對這個謙遜、安靜的好學生十分寵愛"。在赫什特的記憶中，這個十全十美的學生隻有一次受到了老師的嚴厲批評。那是一個明媚的春日早晨，卡夫卡被一隻落在教室窗台上的麻雀吸引住了，好幾次都沒有聽到老師叫他的名字，結果受到了老師的訓斥。